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根纳普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人类社会中充满了众多的过渡仪式，人类总是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过渡状态是最危险的，容易受到伤害；为了能顺利过渡，人类要举行各种仪式。[9]英国人类学家特纳把根纳普的过渡仪式发展成阈限理论，认为在过渡仪式中，处在阈限即门槛——既不在室内又不在室外——是最危险也是最自由的；所以自由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10]温州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地处寒潮和副热带气流控制的末端，二者到达温州时都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温州气候适宜，既不太冷也不太热。同样由于山多，对内对外的交通都不方便。现代交通虽然发达多了，但即使是到达省会城市杭州尚需4个多小时；在古代，温州与外界交通的困难可以想象得到。温州总有一些天高皇帝远而被权利中心忽略乃至遗忘的边缘劣势。但是这恰好成就了温州的优势，即，温州人总是处于门槛阶段，注定生活艰险，但又赋予温州人敢为人先的自由创造空间。为了生活，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门槛阈限所赋予的自由创造能力，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获得海量释放。这样就成就了温州速度和温州人的世界性声誉。温州人的境遇跟犹太人、波西米亚人非常类似，只不过造成他们处于阈限阶段的历史情境不同，波西米亚人和犹太人把漂泊当作一种生存方式——其中的大部分犹太人还是要定居在现代的中东地区的，希望有个固定的既栖身又栖心的家园——而温州人漂泊更多的是为了发财致富，谋生是最低限度的需求。
温州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出入于世俗与神圣之间，从信仰到乡土意识都是如此，所以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但乡土情结依然浓厚。地理空间和时间的分隔割不断温州人对本土文化的钟情，这体现在温州人的自恋和以家乡为荣的自豪感上。笔者通过对上海、杭州、温州三地的观察后发现，这三个城市都特别自恋。当然它们都有自恋的资本，上海靠西式文明，杭州靠自然和人文景观，温州靠经商致富的财气冲天。温州的发展离不开温州民俗文化所营造的既世俗又神圣的时空。世俗空间充满奢华和张扬，尤其是在当下，这种奢华几乎变成一种炫耀。这是一种被边缘、被压抑太久后的自我放大，也是一种文化上不自信的症候。换言之，一个地方的底气不只是来源于财力，文化上的丰赡创造力也很重要，能为该地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思想灵感。温州的民俗文化诚然发达，但仅仅依靠民俗文化来真正提升温州的文化品位，在笔者看来这是很难实现的。这中间一定要有精英文化的参与。温州的民俗文化应该与精英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动。
世俗空间需要神圣信仰的介入，从而获得滋润调节，进而让温州拥有超越现实的维度；神圣空间也需要世俗热量的不断渗透，否则民众就不会正视现实。家族和宗族的空间毕竟有限，大的联合一定要打破这样小的格局。温州的划龙舟几乎变成家族或宗族的较量，在凝聚血缘纽带的同时也拘囿了温州人的视界和胸襟。这里神圣空间已经完全被世俗化、商业化。若能加以改造，比如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结合在一起就达到改良习俗的目的。划龙舟原本是为了驱害避邪，在当下历史情境这样的功能需要转换，朝着生态美学的建构是可行的。温州由于小工厂家庭式的作坊太多，缺少有序管理，极大地破坏了温州的生态环境。划龙舟这种民俗活动完全可以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加以改造、重启。说到底，这还是人的问题；人的素质的提高是最重要的。概而言之，打造山水温州一定要借助民俗文化的平台。
当温州真正融入长三角后，旧的门槛阈限状态已经不再，昔日那种自由的无序乃至乱来蛮干都将被限制。也就是说温州民俗文化需要升级换代，不能总是处在阈限阶段，应该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尽可能摆脱人情社会的“绑架”，走向既深具现代意义又充满民间关怀的法治社会。
（本文原载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注释】
[1]梁宗岱：《宗岱的世界·译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3页。
[2]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1982版，第1399—1400页。
[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www.xing528.com)
[4]同上，第444页。
[5]杨庆堃著、范丽珠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69页。
[6]当代中国人反复填写各种表格时，一定要填写直系三代亲属的情况，这应该也是祖先崇拜的表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7]韦思谛著、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102页。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323页。
[9]范·根纳普著、岳永逸译：《通过仪礼第十章》，《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第3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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