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中华传统精神防火墙

温州偏居浙江南部，山隔海阻，俗谓“七山二水一分田”。中国传统上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特色的社会，温州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跟黄河流域相比显然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山地多，给陆上交通带来很多不便，只有面朝大海的一面可以接纳随着季风而来的海洋文明，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或多或少能突破囿于内陆山隔路阻所造成的封闭性局限。但是温州夏秋两季总会受到台风的多次“骚扰”。温州内河水系虽然发达，但又很难与长江、黄河等大的水系相交通；这样的内河交通仅限于在温州地域内的“小打小闹”。诚然温州也有自己的优势所在，比如气候既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冷，一年四季都配得上温暖之州的美名。温州人虽然无法改变自然赐予的“硬件”，但可以通过信仰等精神的“软件”来应对、驯服、控制这些落后的“硬件”，从而达到优化生活空间的目的。温州的民间信仰自东瓯王时代就很发达，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第六》中就曾说过：“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2]只不过，东瓯王敬鬼多是为了一己之长寿而已。

温州的民间信仰主要是地方俗神信仰，俗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共同构筑了温州人的精神“防火墙”。各种具有温州特色的市场之形成，往往跟本地民俗文化，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发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苍南鲸头杨府爷庙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甚至很多下游的产业也兴旺发达起来。有些集市因为与庙会的信仰、娱乐活动相结合而得以延续乃至扩大。如蒲岐九月市，是蒲岐民众祈求天神降福人间，为城隍爷九月寿诞举行的庙会。庙会期间，民间娱乐游艺众多，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据笔者初步的调查研究，最能表征温州经济发展跟民间信仰相关的例子就是每年一次的清明节。每年清明节将至，在外地做生意的同宗亲戚除非有特别的原因不能成行外，几乎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赶回温州扫墓祭祖；扫墓祭祖之后就聚餐把酒话旧。这种超越日常的家族团聚，其规模甚至超过了春节。如此隆重而神圣的形式团结凝聚了家族的力量，使家族成员能有效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这既强化了血缘亲情，也充分展示了家族的社会关系。美籍华裔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认为，族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成功者”，在这点上传统与现代家在族政策上并无二致。^[3]温州人如此重视家族和宗族的血缘关系，以至推及到地缘和业缘的关系上，就是为了制造更多的“成功者”，以延续家族乃至宗族的辉煌。

2008年清明节，我们冒雨到温州苍南钱库镇调查。早上八点刚过，河面上早已马达声声，鱼贯而行的机动船上飘扬着印有姓氏的旌旗，天上飘洒着雨丝，各式船只载着亲人神圣的悲伤。乡间的公路上“塞”满了大小车辆，装满祭品和男女老幼，缓慢地在雨中蠕动着。温州人对清明祭祖非常重视，据陪我们一同调查的林亦修说，在经济上困难时通过祭阻，希望祖先保佑子孙发财致富；当经济上富裕时，通过更加奢侈的祭品和隆重的祭祀形式来表达对祖先的感谢，希望祖先继续保佑子孙。林亦修最后感慨道，实际上他们的祖先很累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温州人在经济上日渐充裕，重修奢华墓地之风愈演愈烈，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这样的信仰观念——生者和逝者共担现世责任，同享人间富贵。

一方面，“生者与逝者之间永存一种双向关系：生者经常以祭祀方式向祖先报恩，祖先经常对后代庇佑降福。人鬼之间关系密切的程度是其他任何宗教所不能比拟，而血缘与政治关系之密不可分也是人类史上所仅见”^[4]。另一方面，“要将一个团体团结起来，单纯靠世俗利益的支持是缺乏足够凝聚力的；因此宗教成分恰到好处地赋予社团某种神圣的令人崇拜和敬畏的特征，完全可以起到加强团体成员的团结和提高其忠诚度的作用”^[5]。宗教信仰的介入有助于减少成员之间因个体的、功利主义的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并通过强调团体的神圣象征符号，将成员的意识提升到集体层面。温州地区的民间信仰无疑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成为温州模式诞生、发展的推手。血缘纽带通过祭祀祖先而获致强化，也使原本很世俗的经济利益变得神圣起来；换言之，这种对经济利益的迫切追求，并非只是为了满足一己之欲望，更多的是为了家族乃至宗族的存续。退一步说，即使这种追求就是为了满足一己的需求，也可以在家族或宗族那里寻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即在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中所论及的在“差序格局”中找到令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www.xing528.com)

毋庸讳言，类似清明节祭祀祖先的民间信仰，不仅是为敬悼祖先神灵，通过祖先认同强化凝结生者之间的血缘纽带，而且为温州人在商业经济利益上的合作或抱成团奠定了分散性宗教基础。当然这种民间信仰基础跟制度性宗教的基础不是一个级别的。换言之，温州民间信仰对温州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跟马克斯·韦伯所论及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祖先崇拜的观念根深蒂固，温州的椅子坟随着经济的发展愈建愈豪华。一座座青山逐渐被白化，成为一道抢眼的风景。这实际上是古代厚葬习俗的延续。赞成厚葬者倾向于视神不灭且独立于形体，不只是为了在活人面前摆阔。因为相信亲人死后有知即有灵，所以生者要极尽孝顺之意，以让逝者的神灵满意，从而护佑子孙后代。所以说，温州人的椅子坟及对清明祭祖习俗的倚重都跟这些观念有关。换句话说，祖先崇拜在温州特别发达。中国原本就是祖先崇拜最发达的国家，科举和学校制度从生童第一天入学起，就必须填写祖上三代的履历。^[6]另外，温州人除热衷于建造豪华椅子坟外，还借助民间私人资本建造了大量寺庙，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寺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堂也很多。新中国成立后的“破四旧”等各种破除迷信运动曾使温州的寺庙毁灭殆尽，但“文革”一结束尤其是当温州人腰包鼓起来时，寺庙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成为温州乡间最漂亮的建筑。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台湾和中国东南部“那些想以财富获得地位进入文人阶层的商人都热衷于建造官庙……这种挣面子事业的一种做法是建造常被称为文武庙的孔庙和关帝庙，经常还要再建一所私立学校，这要胜过建造关帝庙和在民间影响很大的妈祖（天后）庙”^[7]。温州素有重商经商传统，但商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一直都不是很高，这在“无商不奸”“商人都是暴发户”等俗语中就能窥一斑。温州本土学者中甚至有人认为，所谓商业文化就是暴发户文化，暴发户文化就是没有文化；极力反对把温州特色概括为商业文化发达。由此可见，传统文人包括士的阶层对商人的偏见至今还根深蒂固。由别人的偏见造成对商人阶层的抑制和打压，长此以往以致内化为商人阶层自己的自卑心理和相反的暴发户心态；换言之，商人阶层最终也认同人文阶层的看法，但又满足于这样的定位。自卑转换为对人文阶层的歆羡，而暴发户心态却发展成无序、我行我素乃至人情社会的极致。所以说，温州人建豪华椅子坟和寺庙，一方面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和经济实力，在潜意识中抗衡所谓的文人阶层，另一方面也是在祈求祖先护佑自己。温州人虽然有能力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创造出名闻遐迩的温州模式，但温州人却无法摆脱灵魂深处千百年来束缚着他们的观念桎梏。这客观上是与温州的民俗文化相关的，但并非所有的民俗文化都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要慎重对待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行为和心理。改良是可以的，但想连根拔除却很难。瓯越文化丰富多元，但在当下情境下唯独其经商传统文化被强化，应该说这是需要我们去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