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居与现代生活

在古村落整体保护得相对完整的前提下，其中的传统民居不像点缀在钢筋水泥建筑汪洋中的老屋一样一枝独秀，老房子终有一天会被吞没掉；而依托较大生存空间即村落的老房子，毕竟多了一道脆弱的防火墙，虽然村落也可能被现代化建筑所包围所蚕食。防火墙内传统民居的主体能不能享受现代化生活？传统民居若与现代化生活绝缘，那么这道防火墙终有一天会被拆除。作为温州楠溪江流域著名的古村落之一，苍坡村里的民居最近几年被破坏得尤为严重。如前所述，使古村落显得更为完整的石砌寨墙已被拆除，村落四周尤其是东北和西北面，新建楼房很抢眼地穿插在传统民居中间，亦越来越有规模。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在此把苍坡村民居粗略分为四类。第一类属于新建的房屋，原则上不超过三层楼高，但有村民在楼顶又搭建了一阁楼，相当于半层楼高，即三层半新楼房，共有80间。第二类是名副其实的老房子，基本保持原样，共有34间。第三类是在老房子已残损部分续建的新房子，亦即老房子被部分拆除，而后在此基础上建造新的楼房，或直接在老房子的残垣断壁处建新房子，也有特意延长旧房子两头接建新房的，这样的房子共有14间。最后一种属于半旧茅舍，并非传统旧房子，是用石头砌墙的，总共有6间。苍坡村所规划的新民居共有6幢三层仿古式楼房，有的新民居已经有村民入住，有的尚在建设中。

村民中有钱的都在村后靠马路的地方，即原先村寨墙所在的位置盖起了三层到三层半的新楼房。村东北处新建楼房最为集中，楼房与楼房间距太近，影响到采光。但村民说这样热闹，有人气，住着也舒服亮敞。古村落西边是新农村建设的杰作，有六排整齐划一风格统一的新楼房，但也没有超过四层。这样的房子外观很漂亮，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但由于地皮太贵，大多数村民买不起；即使能买得起盖房子的地皮，却没有钱建房了。在苍坡古村落内，通向老屋的小路显得越来越窄，也越来越脏，但村落外围通向新建楼房的马路却很宽。这些都是现代化生活节奏突然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由此可见，没有被破坏的旧房子最多占古村落房屋总数的四分之一，新建的房屋明显多于旧房子，旧房子有被新房子逐渐分割包围的态势。传统民居若还不能被有效保护，任其自生自灭的老房子很快就会被新房子所取代。再加上天灾人祸——所谓天灾是指不可抗拒的自然损毁；所谓人祸是指有村民为了能名正言顺建新房子，而故意把自己老房子烧掉。调查时就有村民给我们指认哪家是这样曲线建新房子的，政府相关部门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对这样的村民也无可奈何。

传统民居与新建房屋并存的现实确实表征着民众的矛盾心理，以致我们不禁要追问，生活在古村落的民众到底认同传统民居的什么？是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认同还是对传统民居所积淀的历史感认同？如果认同的是前者，村民理想中的现代化生活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农民思想中的现代化其实就是居住房屋的现代化，居住空间竞相模仿城市里的火柴盒建筑，过上与城市市民相似的生活。在曹锦清先生看来，中国传统村落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内部竞比的社会，村落内部血缘关系的亲疏从来不足以定贵贱，相反，尊卑才关涉贵贱，而尊卑的外在量化呈现却是财富，因此贫富差异大小决定着各户在村落社会内的地位高低。在土地家庭私有制的条件下，农户间竞比之物，主要集中在土地，而在土地承包制条件下，新一轮的地位竞争主要集中在住房。住房庭院已成为乡村社会内部衡量财富与地位的外显标志。^[5]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在云南调查喜洲镇时就发现过类似的情况，喜洲镇居民，“在传统的墙壁上绘上带有欧洲文化色彩的图画，而并没有在其他方面欧洲化的现象说明了住宅主人仅仅是想利用这一点对欧洲的喜爱来加强他自己的声望，而并非要改变传统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每一幢新住宅都要完全按照前人的模式建造；也就是为什么镇上的富裕人家，尽管他们已在湖边建造了西式的洋楼，却仍然忘不了在镇内额外地修建一幢传统风格的大住宅。从这一点来看，住宅本身是激烈竞争的代表物。房屋住宅与其说是众家庭成员用以栖身的舒适之地，还不如说是整个家庭——包括死去的、活着的、未来的家庭成员——社会威望的象征”^[6]。

总体上看，传统村落内部一直存在着竞争关系，内在的丰富不易被看到，主要通过外在的如民居等来彰显身份或地位。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推动村落变迁的重要动力，也是改变重构传统居住空间格局的潜在力量；甚至有的村民终其一生就是为了通过居住空间的升级换代而提升自己或家族在村落共同体的地位或威望。据我们调查，苍坡村外出闯荡打工中的成功者，成功之后首先考虑的是在村落盖上或买上体面的楼房，哪怕在城市里已经拥有了商品房。虽然每年他们在古村落的房子里住不了几天，但心里感觉踏实而有成就感。

苍坡村李氏兄弟老四所口述的就很有代表性：

老百姓住老房子住了几百年了，想住点洋房享受一下，有什么错啊！老房子你漏雨就漏吧，塌了政府会给你盖的，还会拨钱给你。用一把火把老房子烧了，民政局还有钱给你，这样多爽！我们村里好几间老房子就是这样烧掉了嘛！没办法，老百姓给逼得无路可走，只有这样。我们现在老百姓跟那个永嘉县打游击战，就像以前跟日本鬼子打游击战——真是一模一样的；我就天天跟他们打仗。我造房子，就造半间房子，我还不苦啊？三年我找了那么多部门，说给你发个图纸才能盖。但图纸就是发不下来，有什么用？不让盖，我没办法。我三十二岁讨的老婆，之前没房子，没人嫁给你的。我盖了那两层楼，然后娶了老婆，生了一个女儿。我们村里有好多小伙子，三十多岁了，都还没找到老婆，就是给房子害的！我娶的老婆是外地的，若是本地的还不给你盖。^[7]

生活在苍坡村的民众最希望对古村落进行开发式保护，对城市现代化的生活很向往；向往是如此强烈，以致不惜一把火烧掉老房子，以满足自己对居住空间升级换代的世俗欲望。所以，当下村民处在观望状态，心里充满着怨气和渴望。我们从以上李氏兄弟的口述中就能深切感受到这种爱怨交集的复杂心态。专家学者对村民的意愿未必真正理解或尊重，他们之间也意见不一。主导古村落保护的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落实自己的保护计划。但是村民对现代化生活孜孜以求的迫切愿望没有变。(https://www.xing528.com)

根据我们调查，有一部分村民抱怨住在古村落的空间太小，孩子长大后要成家立业，原有的居住空间根本满足不了他们追求私密空间的心理诉求，所以就时常出现所谓钉子户见缝插针造新房子的违规操作；而更能赚钱的人则到城里买商品房。我们访谈的一位李姓媳妇可证之。她说：

一般都愿意住新房子。我有一个女孩现在住在宁波奉化溪口，我叫她来这住几天，她还有两三个月就生小孩了。她说，妈啊，我就不想去啦，去了不方便。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做了个洗澡间。她说洗澡间做了，但上厕所不方便。我去呢，也只能住一两天。我说你就过来吧，因为你（刚开始）怀孕要保胎，现在都七八个月了。她觉得洗澡还是不方便，上厕所呢就根本没办法上。农村里的事就是这个风俗。现在什么都要搞新式的。你看这房子，去年重修过但全部塌掉了；旁边也是老房子，但不能住人。^[8]

李氏兄弟老二说得更直接：

我要求不高，让里面舒服一点，瓦房搞起来，你说是吧！他（政府）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也没办法。到时候给我拆了，也没办法。老房子本身它破掉了，是危房。他说你这个房子是老房子，要保护，旅游局说这是古村落，可以开发旅游。但我人住在这里，塌下来怎么办？那你就把保护标准拿出来，哪怕你说我这个房子是古董，你要把它保护起来，可以啊。或者说你就让我搬迁走。搬迁又不给搬，保护又没做到，你说让我怎么办？人住在里面总要生存吧。^[9]

当下古村落的民众还无暇追求精致的文化品位，实际上其将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无法预测。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肯定会追求居住空间的诸如舒适、自然和谐等内在的精神享受。现在的苍坡村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传统民居确实很讲究生活情调的，所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即是强调这样的品位；理想的居住空间不仅要有华美舒适的卧室客厅，还要有深深深几许的庭院。这些都是文化发展精致到比较高峰阶段的表现。但是这种精致是传统农耕社会的精致。当中国传统居住空间突然遭遇以机械化、电气化为表征的现代化技术的升级改造时，传统的生活节奏或方式，对这种并非渐至的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高原反应就在情理之中了，虽然生活其中的民众也被现代化生活所诱惑。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积累到一定阶段而逐步实现的；而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与西方形成某种错位，其现代化升级是被迫的，其现代性也因此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所以，传统古村落中，有的民居就因为无法适应现代生活而被拆除。但是，那些新盖的楼房又没有达到与现代化生活相匹配的精致阶段——它们至多属于过渡期的纷乱表现。令人担心的是，此过渡期尚未结束，传统民居可能就被拆解殆尽了；曾经的精致和品味还未来得及被充分吸纳以至重构就成了“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文化碎片，届时再奢谈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就会显得不合时宜了。

现在的苍坡村由于没有规划好，给古树和新栽的树留存的生长空间太小。这也是其他古村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古村落里没有古老的大树实在不可思议，古树本身即附着村落的历史和传说，见证着白云苍狗和村民悲欢离合的生活史。村落里若没有了故事和传说，其衰落几乎是注定的。古村落现有的空间相对狭小，而规划保护者又没有很好地解决村民追求居住空间的舒适和品位等紧迫性问题，古村落原来的生存空间就日益遭到致命的挤兑，树木的生存空间以及其他公共空间也就越来越狭小。居住空间毕竟是首要问题，至于有没有绿树成荫的公共空间或故事传说就退居其次了。

诚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住宅是一个按照组织宇宙的同一些对立组织的微观世界，它同宇宙的其余部分保持了一种对等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住宅世界整体上与世界的其余部分保持了一种对立关系，其原则不是别的，就是住宅内部空间和世界其余部分的组织原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所有生存领域的组织原则”^[10]。同样，我们也无法忽略古村落居住空间事关生存领域的组织原则，生活其中的民众对其内部空间组织原则的认同就显得极为重要，因为其事关每个生存主体的实践感和生活感等问题域。当下村民认同现代化设施所带来的便利舒适，但并非天然地拒斥传统民居的生活空间。若保护仅止于供游客凝视的空间展示，而忽略了村落和民居的生活维度，那么，这样的保护注定无功而返。其结果可能就是：政府对古村落保护做得愈多，对其破坏亦就愈甚。或许，从作为对接现代与传统的生活空间去切入相关问题域，一些保护上的难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众的现代化生活渴求还是可以相携而行的。

宋代词人晏殊在《浣溪沙》一词中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第一句可能写实，是一种现实逼迫的无奈，但仅仅徘徊在传统的香径上怀旧是不够的，被成功保护好的古村落或传统民居应该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有时代变迁的症候，也有强大厚重的历史传统立在那里——我们甚至可以触摸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