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母系统在出土实物中的发现

王国维《古史新证》中提出的“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补的“二重证据法”极大地促进了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地下材料既能作为地上文献的补充，又能单独作为证据弥补地上材料的不足。在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关实物中，我们也发现了反映民众西王母信仰的材料，这些材料多见于铜镜、买地券以及壁画中。从内容上看，它们揭示的多与西王母的长生相关。

在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中有西王母的形象。如西晋泰始九年（273）半月方形带神人神兽镜：“泰始九年三月七日，张氏作竟（镜），安方工青且明。泰九年作，明如日月光。上有东王父，泰元，西王母，于宜命天，生如金石；士至三公，出世公侯王。”^[11]（标点依文意有所改动）再如西晋太康四年（283）半圆方形带神人神兽镜：“太康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造作青竟（镜）。幽湅（炼）三商，青龙白虎，东王之公，西王之母，富贵世世吉利太平。”^[12]在这些铜镜画像以及铭文中，和西王母同时出现的为东王公，另外从铜镜的铭文看，基本上是和长生相关的主题。

在出土的魏晋南北朝的壁画中，也有和西王母相关的内容，如甘肃酒泉丁家闸墓室壁画。该壁画位于墓前室顶部的西侧。在墓前室的顶部绘有复瓣莲花，四壁上部各画一倒悬龙首，龙首两侧为祥云。东（前）壁画为东王公。有红日、金乌相伴，东王公则盘膝坐在树上，树下则为起伏重迭的山峦。后（西）壁画为西王母。上侧有盈月，月中间为蟾蜍，下为盘膝坐树上的西王母，西王母下亦为连绵不断的群山，在西王母的旁边是一手持曲柄华盖的侍女。西王母的座下有九尾狐（左侧）、三足乌（右侧），在群山之上则有三青鸟和一匹奔跑着的神马。从西王母的发式看，并没有戴胜，肩部有飘带状物体。从整幅画的内容看，反映的还是传统的升天主题。日月代表的是天堂，龙是当年黄帝升天的坐骑，借此来引导墓主人上天堂。

宁夏固原北魏墓漆棺顶盖画中也有西王母图像。发掘报告称“正中上方左右有两座悬垂帷幔的房屋，均为单层庑殿顶，鸱尾翘起，二层阑额间有一斗三升和人字斗拱，红线勾勒，柱呈黄色，其上均有帷幔下垂。左边屋内榻上坐一中年男子盘腿袖手，头戴黑色高冠，角巾披肩，身着红色长袍，左右各有一无冠女侍立，右边屋内为一中年女子，面目清秀，屋内设置、人物服饰及姿态同前。只是右边侍从已残毁无存。右屋之外左右还各立一着高冠、长衣袖手侍从。左屋左侧有黄底墨字榜题‘东王父’三字；右屋左侧上方也有一黄底榜题已残缺，屋顶正中各有一正面的金翅鸟，昂首张翅作欲飞状。左右两侧也画有两侧身站立的鸟。左屋宇的上方，左侧画红色太阳，中有一三足乌。右侧画一白色月亮，月亮中也有墨线图形，但已漫漶不清”^[13]。根据以上描述中的东王父、三足乌、太阳等内容，我们大体可以判断该漆棺顶盖画的右侧图像中的人物应该是西王母。事实上，考古工作者最初见到该漆棺画时，还能依稀看见上面写有“王母”二字。(www.xing528.com)

敦煌249窟是敦煌莫高窟西魏时期石窟的代表，平面方形，覆斗型天井。西坡中央绘须弥山，东坡绘摩尼宝珠，北坡绘东王公，南坡绘西王母。西王母位于南坡的中央，乘坐由三凤引导的车。凤车上飘扬着由细长饰带组成的蓝色旗帜，向着画面的右侧即向西前进。凤车前方有天人和乘凤仙人导引，后方也尾随天人与乘凤仙人。凤车中坐一位身着黑色衣服的人，这就是西王母。此人前方站一人，着红袍，应该是御者。在凤车前后的天人旁边，浮游着生命体。凤车下方的是四神之一的白虎，与凤车向同一方向奔驰。白虎躯体与墙壁的白地色区别不明显，不过，黑翼与张大的嘴的轮廓线看得很清楚。南坡上部被以凤车为中心的图像所占，在其周围画着飞云、回旋的莲花。天井下部右侧画绿翼兽头人身乌获，左侧画兽身黑翼十一首“开明”。右下角画上半身裸体的长耳仙人，但又着天人般的天衣，是中国仙人与佛教天人的混合图像。天井下部边沿的山岳上方，画六只褐色鹿，靠右还有线描野牛。敦煌249窟顶部壁画是佛教思想和中国本土神仙思想交融的最好体现，传达了极为丰富的意义。

在以上三组壁画中，我们发现西王母形象多与东王公形象成对出现，这是对汉代画像石墓西王母形象的继承。在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祇系统中，原本并不存在东王公的形象。到了汉代，出于阴阳搭配的需要，民众塑造出了东王公这一神祇以与西王母相对应。这种模式也延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中。无论是单独出现在铜镜中的西王母形象，还是壁画艺术中西王母与东王公配对的形象，其表达的主题应该都是飞升成仙，以实现生命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