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诗集》小传异同献疑

在《诗集》的众多版本中，据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影印成书的通行本有两种：一是中国基本古籍库本（以下简称库本）。虽然由于遵依统一的制作体例，库本芟除了序跋，但是“下载编辑·出处”项明确注明是顺治九年汲古阁刻本；一是上海三联书店缩版影印本（以下简称缩印本），采用的底本是上海图书馆馆藏顺治九年汲古阁刻本。雠校两家小传文字，我们发现相异字词竟多达百余处。与《小传》诵芬堂单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排印本（2008年第2版）、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参校可知，凡库本与缩印本相异处，庶几后者多讹而库本少谬^[61]。约言之，缩印本的错误类型有以下数端：

1.误书传主与相关人物的姓名、乡贯与著作。举例而言，如“仁宗昭皇帝”条误书曾棨作曾綮，“陈褧”条误作陈聚，“孟御史昉”原字天暐而作天炜，“王县丞泽”本号清霞而作青霞，“刘佥事珏”条沈侗写作祝侗，“李举人承祺”条改陈宪章为陈献章，“张都督可大”条萧宗伯云峰误作云举，“松圆诗老程嘉燧”条误以高启号青丘（子）而作青田（子），“龙门元璞琦公”字完璞误作元璞，“雪江秀公”条方棠陵误作方堂陵，“濮孺人邹氏”名赛真而作赛贞，“环谷先生汪克宽”条“祁门人”误书“祈门人”，“练通判高”条新淦人作新金人，“储侍郎峙”条《柴墟集》误书《柴虚集》，“圆复”条《三友集》作三支集，“邢氏慈静”条《支室集》作《芝室集》，等等。

2.误记年月、地理与职官等。“李征士存”条洪武中卒误作洪武中年卒，“白黄州范”条洪武中误记作洪武间，“铁崖先生杨维桢”条一十日记作二十日，“王教读行”条阊门作昌门，“程佥都本立”条“左佥都御史”简称“左佥都史”不当，“张汀州宁”条礼部给事中误记礼科给事中，“许给事天锡”条嘉靖十九年误作十七年，“李太仆舜臣”条尚宝卿作尚宝司，等等。(www.xing528.com)

3.字形相近而致误。如赀与资、遒丽与道丽、杂（杂）列与离（离）列、廌与荐（荐）、徐与稌、琢膂与琢肾、后（后）与授、詧与察、奉使与奏使、丸与九、儿（儿）与几、尤与龙、其与具、台（台）行与一（壹）行、乃与亦、较与校、破与被、雠与谁、雅与鸦、奕与弈、上与土、峰（峯）与举（举）、动（动）与勤、四与因、不与小、通与过（过）、乡（乡）与卿、肯与普等。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虽然同著录为顺治九年汲古阁初刻本，但是缩印本成书或许更早，而库本的底本则略晚，故后出转精，而且这一状况也与《诗集》随改随刻的编纂史合契。因此，从版本上来说，库本比缩印本更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