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曾论断道：“陆灿尝辑《列朝诗集小传》别行，补苴是正，为功不少。试以两本对勘，即可辨之。”[48]虽非虚言谀词，但他并未详述《诗集》与《小传》的比勘结果。下面我们将对勘两本，以探究陆灿是如何补苴勘正的以及其得失。
（一）《小传》调整传主目次、简化称谓，使之纲举目张：1.《诗集》的体例原是每集分卷，每卷卷首有诗人目录，卷中偶有单列“附见”诗人。《小传》则不再每集分卷，同时取消卷中诗人分目，而统一总汇于前。但仍然保留原有的“附见”诗人，只是不再别行单列，而是将之与传主连称，小字注曰“附见某某”。例如席帽山人王逢“附见子掖、摄”，丁高士鹤年“附见吉雅谟、爱理沙、吴惟善”，等等。陆灿如此编排，自然避免了把父子兄弟、师弟同人远相“隔离”，从而有助于直观考察明代诗歌与家族、结社及地域之间的网络关系。2.《诗集》原题《国朝诗集》或《历朝诗集》，乾集内有明十帝皆系以庙号、谥号，而编辑《小传》时已入满清，于是陆灿一律省去谥号而径题庙号，既无碍于审查，又便于检索。3.钱谦益选诗立传原是随得随入，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因而《诗集》有“补人”“补诗”之目。而《小传》后出，故能从容排次，统筹布置。例如，《小传》删除《诗集》甲集前编的“补人”条，而将舒岫、王畛两人置于该编末尾。又如，《小传》划去“金陵社集诸诗人”中两见于《诗集》的王野、吴兆、潘之恒、程可中、陈邦瞻、曹学佺诸人的重名。总之，《小传》的目次调整既符合编辑学原理，便于省览，又缩短了辑录、出版的周期，从而促进其传播，扩大其影响。
（二）《小传》补写或变更若干诗人的官衔爵署，以与传主的生平、仕履更相契合。兹将《诗集》《小传》同一传主更改前后之不同署名如表2所示[49]：
表2 《诗集》《小传》同一传主更改前后之不同署名表
续 表
据表可知，针对《诗集》诗人称谓随意驳杂的状况，《小传》予以整饬划一：
1.更正传主姓名。例如《诗集》将江晖误写成江辉，茅溱讹为茅榛，江瓘错认作张瓘，对于此类错误，《小传》悉加以纠正。又如《诗集》不列名而以字号指称张宪、袁珙、金善、汪克宽、邵亨贞诸人，与全书编例不符，于是《小传》恢复各人称名。
2.补录表明传主德行或职衔的称谓。例如《小传》增补刘睿、董佐才、阮孝思、卞同、易恒、沈右、许观等人或处士，或征士，或布衣的身份，以及程煜县丞、万白镇抚、盛彧公子、童琥主事等官爵，皆是有理有据，而使传主身份愈发明确。譬如刘睿“隐于好溪，有紫芝玄鹤”，足见其翛然出世之丰神；又如董佐才，据王逢《题董良用征士释耕所诗》知董氏原系征士。故《小传》分别加称二人处士、征士，实在各有攸当。
3.更改传主的职衔。包括以下三类情形：①改而相宜。比如王直累官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诗集》却称其宫师（按，东宫师傅省称），不如《小传》直称“太保”准确。又如，永乐时袁廷玉召拜太常寺丞，《诗集》题作“寺丞”，而太常寺、大理寺、太仆寺、尚宝司皆有寺丞属官，于是《小传》乃据实改称“太常寺丞”。②不必改而改。例如，《小传》径改余尧臣左司为司马，据钱谦益考证，“（余尧臣）曰司马，又曰左司，必东越镇将版授之职衔，而今不可考矣”。然则余氏称司马或左司本在两可之间，不必刻意取舍。又如，金幼孜名善，向以字行，而《小传》却改题“金少保善”，反致人迷糊。③改而反误或不如不改。例如，《诗集》中任官经历的共有陈汝言等八人，而《小传》唯独误改锦衣卫经历沈炼为“经理”，而明代并无经理一职。又如，明清时代士人喜以广文一词泛称教官，以是《小传》就将训导黄玄、教谕聂大年、教授黎扩统称为“广文”，反而使得各人身份模糊，不如不改。(www.xing528.com)
（三）《小传》对于《诗集》的文字有订讹考补之功。钱谦益选编《诗集》旨在“备典故，采风谣，汰冗长，访幽仄，铺陈明朝，发挥才调”[50]，“用为正史发端”，故于人物小传用力尤深，举凡传主里籍、仕履、诗文主张与著述悉欲拢于笔端。虽其“搜摭考订，颇有次第”[51]，但毕竟工程浩大，旷日持久，加之书手粗率，刻工大意，《诗集》初刻本还是留下不少错讹阙脱之处，于是钱陆灿辑录时，针对不同的错误，分别加以订正增补：
1.改正形似音近而讹之字词。比如烛与触、千与十、取与敢、诒与诰、阻与隋、九与丸、潢与演、没与殁、掾与椽、西与内、乃与亦、色与厄、璋与嶂、借与侨、畣与答、鞫与鞠、后与复、誉与谕、睡与瑞等等皆是如此，其显例如明神宗酷爱王献之《鸭头丸帖》，而《诗集》讹“丸”作“九”，遂令人不知何物，以是《小传》悉予改正。
2.纠正《诗集》传主张冠李戴之讹。如陈褧作陈聚，武伯衡作武伯英，沈侗作祝侗，顾东江作顾东山，李汎作李汛，邵青邱作邵青丘，方棠陵作方堂陵[52]，沐西平作沭西平，赵善瑛字廷嶂而非廷璋，于立字彦威而非彦成，等等，以上错谬在《小传》中均得到订正。
3.删除衍字，增补脱字。例如，《小传》铲去李存“洪武中年卒”之“年”字。又如，“莆阳徐氏”条谓徐氏父“字澄渚，俞氏”云云，令人费解，而《小传》在“字”前加一“一”字，在“氏”后加一“子”字，语句便通顺可读，语意也显豁了。
4.根据见闻，参照书目，钱陆灿改正《诗集》误称的诗文集名。比如，储巏文集是《柴墟集》而非《柴虚集》，圆复的是《三友集》而非《三集》，邢慈静有《芝室集》而非《之室集》等。
5.除了前揭的职官外，历史地理、年代对知人论世也很重要，可是《诗集》多有错讹，《小传》也逐一是正。例如，《小传》改祈门为祁门、楞枷山为楞伽山、昌门为阊门、浒市关为浒墅关等。又如，《诗集》称孙炎曾“在处时，以上命招致刘诚意”，《小传》结合孙氏的行实，更正为“在处州”云云[53]。此外，《诗集》误将乐正进士及第之年宣德十三年误为正德十三年，又将许天锡“以查盘内库，发逆瑾奸状”时间提前两年，都属严重失误，而《小传》都予以更正。
（四）顺治三年，钱谦益重理《诗集》时文网犹宽松，故笔端常流泻出故国之思、兴亡之感，偶亦鞭挞满清新贵[54]，孰料明年即以黄毓祺案被逮系江宁，身陷囹圄，逾年方脱身。又明年，常熟门生冯舒因《怀旧集》案被清吏曲杀。经此一番惊吓，谦益慨叹道：“圣朝宽大垂三百年，语言文字，一无忌讳，于乎休矣！”[55]但仍心存侥幸，叮嘱毛晋“乾集阅过附去，本朝诗无此集不成模样，彼中禁忌殊亦疏阔，不妨即付剞劂，少待而出之也”[56]。乾隆年间《诗集》之所以遭禁，正因有此触犯忌讳处。康熙中叶，钱陆灿纂辑《小传》时已饱尝清统治者发动的科场案、奏销案诸案之刻毒残酷，心有忌惮，遂对《诗集》里的“违碍”字句进行修饰加工。据我们统计，凡《诗集》内牵涉胡、虏、夷、羯、酋等字，《小传》多剜去而代以墨钉，约计几十处。如“乃肆虏掠吾”，（王参军冕）“尚胡服”，（吕道士敏）“虏拥上皇至城下”，（郭定襄登）“景泰元年，虏大入”，（郭定襄登）“虏大酋脱脱不花”，“所著《平胡论虏酋语》”，“丁亥八月虏大掠子女”，“邀虏于境上”，“公让以丑虏”，（汤参军胤勣）“大破虏于威宁海”，“弘治七年虏犯西塞”，“复大破虏于贺兰”，“虏情羯夷将士情伪”，“侦虏事者”，“半夜袭虏以逆风往返虏不为备”，（王威宁越）“建州酋董山入寇，充征虏将军总兵左都御史”，（赵武靖辅）“庚戌虏警”，“北虏”，（许副都宗鲁）“边防虏势”，“虏数入犯”，“国家急急虏拊”，“以备虏急”，（尹佥事耕）“虏犯京师”，（乔按察世宁）“庚戌虏警”，“虏薄城下”，（皇甫举人冲）“虏大入滦州”，（王尚书世贞）“禽虏酋”“虏遂慑伏”，（张宫保佳胤）“虏大入”，“虏疑”，（顾戎政养谦）“虏薄城下”，“拒贡却虏”，“虏数入塞”，“虏大破”，“颇虏，虏入”，“坐以通虏”，（沈经历炼）“老虏”，（鹅池生宋登春）“虏薄都城”，“虏必入城”，“虏可一鼓”，“万虏中”，（赵宫保贞吉）“东西虏不敢”，“庚戌虏”，“北虏”，（戚少保继光）“破虏”，“北虏”，（万都督表）“宋虏”，“夷虏”，（董侍郎应举）“诸虏”，“虏营”，（徐记室渭）“虏千余骑”，“虏遂遁去”，（虞稽勛淳熙）“胡影”，“钱虏”，“胡骑”，（郑布衣琰）“谈夷汉情形”（何侠士璧），等等皆是。[57]
《小传》成书于钱陆灿病逝之年，斯时他已精力不济，加之时间仓促，因而《小传》难免留有缺憾。1.《小传》沿袭了《诗集》原有的错误。比如《诗集》《小传》均谓邾经字仲谊，然而《小传》本条内引有王原吉《谢邾仲义进士诗》一诗[58]，则邾经字仲义明，可据改。又如周睦
之子，《诗集》《小传》都书勤羹，而《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三曰：“明朱勤
撰。勤
，字伯荣，开封人，镇国中尉睦
子，为周藩宗正，以文学世其家。”[59]亦当据改。2.陆灿尚有率意误改之处，或者前后标准不一，自乱体例。比如王泽号青霞，《诗集》不误，而《小传》则误作清霞。[60]又如《小传》止列顾辰、汪钺之名而删除《诗集》原署名，不称沈遇“征士”而仅取其号，致使三人身份不明。再如，王达官至侍读学士，《诗集》却省称曰“读学”，殊无谓，于是《小传》改题“学士”，甚合理。但是，对于刘俨、华察二人，《小传》却不再更正，仍沿袭“读学”的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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