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学术传统重视通过小说的间接反映来体察真实的历史不同，中国传统学界对小说体式的看法是轻视甚至抵触的。从庄子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2]到有清一代三番五次的官方明文查禁“淫词小说”，总之，在经学笼罩、优先一切学术领域的中国古典文化域场，小说从来不是我们追求真理所要选择的首要道路。这一方面是由于小说直抵世道人心的巨大影响力所带来的“违碍”恐惧，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小说“秽亵淫词”有乖风化的自身短板。直到晚清“小说界革命”，小说这一文体才稍稍摆脱了“荒忽不经”的舆论尴尬。
今天看来蕴蓄深广且情趣高雅的《红楼梦》，在清代却被《劝戒四录》之类的文章称为“启人淫窦，导人邪机”[3]或者是“邪说诐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4]，甚至被附会出所谓曹雪芹在地狱受苦，以及断绝子嗣之类的报应故事。当然相比之下，喜爱叹赏《红楼梦》的读者还在多数。但既然存在贬斥的声浪，且《红楼梦》属于体式上被等而下之的小说，一些宗室文人在提及《红楼梦》时就会表现出对其文体的变易称谓。
爱新觉罗·端恩，生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卒于道光六年（1826），第九代睿勤亲王，爱新觉罗·淳颖第四子，嘉庆七年（1802）袭睿亲王爵。工诗善画，有《睿亲王端恩诗稿》传世。谈到睿亲王，我们最熟悉的当属第一代睿亲王多尔衮。多尔衮戎马一生，为清朝定鼎中原建莫大功勋。然权倾朝野，难免树敌颇多，又兼多尔衮本人对权力的热衷及由之而带来的政治斗争，最终导致其死后被削爵掘墓、黜出宗室、抄没家产。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清高宗以当年多尔衮被小人诬蔑，及于开国有功，复任多尔衮为睿亲王，追封谥号为“忠”，配享太庙，其爵位世袭罔替。下诏多尔博还为多尔衮后嗣，命令淳颖袭爵为睿亲王。淳颖（1761—1800），豫通亲王多铎五子多尔博后裔、豫恪亲王如松第三子。据路工、胡小伟考证，淳颖写有《读〈石头记〉偶成》一诗，诗云：“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痴情尽处灰同冷，幻境传本石也愁。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5]
关于淳颖的这首题红诗，嘉庆十年（1805）英和序，淳颖子端恩、禧恩刊校的淳颖的《虚白亭诗钞》中未有收录。但在端恩自己的《睿亲王端恩诗稿》中，却明确收录了端恩的《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6]：
谁撰红楼梦，通灵石点头。户应称锦绣，乡自引温柔。天意有缘聚，人心无厌谋。大观园内景，真幻问原由。
缘怨浮生结，繁华聚一家。美人闲斗草，公子坐看花。漫说炎凉态，休同梦醒夸。有情原不老，何处问根芽。
顽石温如玉，灵台何处寻。潇湘晴待月，芍药醉眠阴。碧落中天镜，红颜一片心。痴情多少事，相聚即知音。
世态形容易，痴情儿女多。吟诗秋赏菊，持钓夏观荷。老媪俗无赖，佳人酸奈何。梦回云警幻，试问醒来么？
《红楼梦》问世后，曾有仲振奎、石韫玉、陈钟麟等人据以改编为《红楼梦传奇》，其中又以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尤为著名。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作于嘉庆二年（1797）底，成于嘉庆三年（1798）初。石韫玉的《红楼梦传奇》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陈钟麟的《红楼梦传奇》成书于道光十五年（1835）。[7]从生活的年代来推测，端恩有可能是看了仲振奎或是石韫玉的《红楼梦传奇》之后，有感而作《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杨懋建的《长安看花记》载：“红豆村樵‘红楼梦传奇’盛行于世……故歌楼惟仲云涧本传习最多。”[8]端恩有诗名《李笠翁赋荔枝福橘杨梅葡萄苹婆梨六种荔枝称极品福橘等列五等封颇有意致因各戏题一诗以续貂》，其中的李笠翁即戏曲家李渔，这说明端恩还是颇喜欢戏曲并关注戏曲家的相关创作的。虽说清初禁戏甚严，尤其旗人更是严禁出入戏馆，至于市卖一应小说淫辞，亦严查禁绝，但“自乾隆中叶以后，托于海宇承平，禁例稍宽，《红楼》《绿野》《儒林》《镜花》诸著，遂盛行一时”[9]。吴克歧《忏玉楼丛书提要》亦云：“当时贵族豪门，每于灯红酒绿之余，令二八女郎歌舞于红氍毹上，以娱宾客，而葬花一出，尤为人所倾倒。”[10]
当然，虽说传奇在明清多用来指戏曲，但依旧用来指称“唐传奇”意义上的“传奇”意即小说的也仍然不乏其例。比如张问陶的《赠高兰墅鹗同年》就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11]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也写道：“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12]这其中的“传奇”就是传述奇闻异事之意。是以，端恩的《戏题红楼梦传奇》中的“传奇”也有可能是指小说。
端恩有《红楼梦围棋》诗云：“谁识传奇本道书，大观警幻问真如。纵横试步竿头进，不退存心悟太虚。”[13]细览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未有提到有关围棋的情节。所以端恩诗中所说的“传奇”就不应该是指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再者，仲著虽然在红楼梦戏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其吸收了逍遥子的《后红楼梦》中宝、黛终成眷属的大团圆式结局，未免有失曹雪芹《红楼梦》的主旨，陷入对原书思想意蕴的庸俗理解，似乎也较难让端恩生发出“谁识传奇本道书”的感慨。历来评点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的人颇多，比如题“都转宾谷夫子题辞”的诗句云：“梦中死去梦中生，生固茫然死不醒。试看还魂人样子，古今何独《牡丹亭》。”[14]这就和端恩的《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中的旨趣完全不同了。(www.xing528.com)
或许也有人会说，也有可能是端恩看了石韫玉的《红楼梦传奇》之后写作了《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因为石韫玉生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不仅其生活的年代与端恩相近，且石韫玉与爱新觉罗家族的成亲王永瑆以及定亲王绵恩均甚友善。但是石韫玉的《红楼梦传奇》从第一出宝玉“太虚真境”的《梦游》到最后一出黛玉魂归“太虚真境”的《幻圆》，包括中间的《游园》《省亲》《葬花》《折梅》《庭训》《婢间》《定姻》《黛殇》，并无端恩的《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中的“美人闲斗草”“芍药醉眠阴”以及“吟诗秋赏菊，持钓夏观荷”等情节，也未有哪一出谈到围棋，是以端恩的《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所题咏的也不可能是石韫玉的《红楼梦传奇》。而且石韫玉把宝、黛的爱情悲剧归之于元妃赐婚宝玉、宝钗，这也和端恩四首诗中的言辞意蕴不符。我们再来看题名为“谥箫”的人为石韫玉《红楼梦传奇》所写的《红楼梦乐府题辞》：“箫谱新从月底修，三生绮梦旧红楼，临川乐府先生续，别有梧宫一段愁。”[15]这也明显和端恩的《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的语气意旨不相契合。
当然，除了仲振奎、石韫玉的《红楼梦传奇》，其他据《红楼梦》所改编的戏曲及续书尚多，但是这些连仲著及石著都比不上的“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论睁了眼看》）[16]的作品想来也是不大可能触发端恩深而远的哲理思索的。
综上，我们应该可以肯定让端恩有感而发的是《红楼梦》小说本身，《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的撰写是源于曹雪芹的《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巨大魅力。至于端恩为何没有将所作诗题为《戏题红楼梦小说四首》，一方面应该是由于朝廷屡次颁行的明文查禁。作为天潢贵胄的端恩即便不为《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二十《文禁》所言的“一应小说淫辞，严行禁绝……买者，系官罚俸一年”[17]中的金钱过分忧心，但前辈帝王比如康熙的《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中“幼学断不可令看小说……彼焉知作小说者譬喻指点之本心哉”[18]的深言痛切肯定会给端恩等后世宗室子弟以沉浸心底的敬畏。另一方面应该是缘于当时主流舆论对小说文体的轻哂。小说作为体证“小道”的存在，始终处于知识系统的边缘，甚至像凌濛初这样的作家自己都存有鄙薄小说家的某种自卑，适时需要一定程度的对其他小说家的“讨伐”以表自身的高度与态度清醒。[19]相对而言，尽管在清代帝王谕旨及官箴家训中有时候也会出现“传奇小说”或者是“传奇”这样的字眼，但“传奇”的声誉似乎要远好于“小说”。这其中自然也与“传奇”多用文言写成而“小说”基本关联白话导致的“雅俗”之分有关。在工诗善画、情趣高雅的端恩心目中，“小说”这一词语所关联的多为“侧艳不庄”之辞，而“传奇”则不失为“叙述婉转，文辞华艳”[20]。而且“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21]，出于崇古的心绪，也宁愿称呼《红楼梦》为传奇而非小说。
不同于永忠的《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更多的男性文人倾向于称呼《红楼梦》为传奇，比如前此提到的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中的“传奇红楼梦”，方玉润《星烈日记》中的“阅《红楼梦》传奇”[22]以及吴文治的《读红楼梦传奇感赋二律》，等等。相对而言更容易具有文化优越感的闺秀诗人在关于《红楼梦》的咏叹中也大多直呼其为《红楼梦》，或谓之为“红楼梦传奇”。比如孙荪意《题红楼梦传奇》、潘庆澜的《戏题红楼梦传奇三律》、金逸的《寒夜待竹士不归读红楼梦传奇有作》、莫惟贤的《读红楼梦传奇偶感》、范淑的《题直侯所评红楼梦传奇》、王猗琴的《读红楼梦传奇口占》、王素琴的《读友兰姊题红楼梦传奇诗偶成》、姜云裳的《偶读红楼梦传奇并孟徽叔芳仲嘉季英四小姑题词率成四绝以博一笑》、谢桐仙的《读红楼梦传奇漫成七绝六首并柬呈猗琴姊妹霞裳寿萱两女史》，直至民国三年（1914）《香艳杂志》第3期所刊载徐蕙的题红诗也写作《读红楼梦传奇感而有作》。总之，面对《红楼梦》的“小说”体式，经常出现刻意的回避和称谓上的稍稍变易。中国的智识阶层除了具有立德、立言、立功的正统价值追求，还往往伴随着晕染于诗书温文的风雅氛围从而产生的对细节的讲求。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的爱竹甚或谈得上拘执，但恰是通过这样的自矜表征其作为文人的品性高洁。嘉靖大礼议时皇帝与群臣之间旷日持久，鲜血淋漓的一字之争，正彰显了他们心目中关乎世道人心的礼制正名。久而久之，集体意识的沉积和个人向往的定位构成了文人心底的不苟和对于细节的小心。
其实端恩对待小说的这种轻视心理在清代宗室文人中也非属仅见。爱新觉罗·奕询有《余院隔墙有唱小说者心颇厌之一日九弟见访闻之戏谓余曰隔墙闻俗韵平仄恰成诗句因足成之》云：
雨后暑气除，入户凉飔嫩。虚窗引兴孤，喜逢弟相问。对话坐移时，欢笑恣谈论。谓余此院中，幽景颇秀润。好值晚晴初，树影绿云晕。三径净无尘，得趣皆清儁。一事独咈情，隔墙闻俗韵。听之忽辴然，斯言岂不信。余弟真善言，五字意已尽。笑我赋质愚，才华本驽钝。那堪凡鄙声，嘈嘈日相近。但恐岁月深，致我诗情困。幸有古人书，展读悦方寸。开编心每倾，玩义志每奋。常惜驹隙阴，争此年华迅。区区市井词，琐屑何足慁。[23]
不知奕询和其弟隔墙所闻的是什么小说，总之他们觉得这种时常能听到的演唱不辍的市井之词凡鄙不堪，有碍诗情。再来看历来被认为是充满诗情画意、境界高雅的《红楼梦》，爱新觉罗·廷奭有《红楼梦八咏》诗，分别歌咏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李纨”“王熙凤”“邢岫烟”及“妙玉”八人。诗前有“并序”云：
自古艳女名姝，曷可胜数，惜皆被前人题咏殆尽，如百美诸诗，是其明证，遂使后之吟者不能出色翻新，而余又耻拾剩唾，故不为也。因闲阅红楼小说，择其可咏者，得八人焉，固虽属子虚乌有，抑且侧艳不庄，弗犹胜随人脚后，自云捷足者哉！然除八人之外，不无遗美，再俟续咏可也，是为序。[24]
廷奭云自己所咏的这八个《红楼梦》人物“侧艳不庄”，这与王国维所推崇的“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若藐姑射神人，夐乎不可及矣”[25]截然不同。可见，对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也是“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2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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