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时期的儒学渊源及其影响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生于苏克苏浒河畔的赫图阿拉。《清史稿·太祖本纪》称努尔哈赤：“其先盖金遗部。始祖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稍长，定三姓之乱，众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满洲自此始。元于其地置军民万户府，明初置建州卫。”^[3]努尔哈赤出生的时代，嘉靖皇帝迷信神仙道教，荒怠国政，大明王朝锦绣繁华的背后，已是一片西山晚照。而遍布东北大地的女真各部，却在蒙昧朴野的时空中迎来皎月初升。努尔哈赤时期的辽东女真，主要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女真三部。每一分支之下，又有许多部落。建州女真主要聚居于抚顺关以东、鸭绿江以北及长白山南麓；海西女真主要居住在东辽河流域及乌拉河、辉发河一带；野人女真则大致散居在长白山北坡、乌苏里江靠海处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由于地处荒远且生产条件落后，女真人长期处于以渔猎为主的奴隶社会状态，在中原王朝的心目中，自然是蛮夷之鄙人。

明代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就在东北设置卫所，采取“以夷治夷”的策略，通过分封有势力的部落酋长，以达到对女真人的实际统治。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曾经在永乐三年（1405）进京接受了朱棣的敕谕，被授予建州卫指挥使的爵位。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虽属女真贵族阶层，但是他们并没继承明朝的任何官方职位，财力权势均非显赫。在部落的权力争斗和仇怨纷争中，只能环卫而居以求保御。觉昌安出于对振兴祖业及族人生存的考虑，与当时建州女真势力最大的部落酋长王杲结为亲家。据《清史稿》记载，是为“阿太，王杲之子，礼敦之女夫也”^[4]。礼敦即为觉昌安之长子。此外，还有谓《清史稿》所言之“显祖宣皇后，喜塔腊氏，都督阿古女”^[5]中的阿古即为王杲，也就是说王杲同时可能还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6]应该是在李成梁讨伐王杲古勒山寨的战役中，年少的努尔哈赤被明军俘虏并成为李成梁账下的亲兵。《山中闻见录》记载：“太祖既长，身长八尺，智力过人，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7]历史的机缘促使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间建立了谊同父子的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李成梁任辽东总兵官的几十年间，对其他部落都是采取打压政策，而对努尔哈赤则是优容倍至。努尔哈赤自幼与汉人的密切交往及其所受汉文化的熏陶，促使其视野开阔，识度宏远。

努尔哈赤青年时期的辽东地区，民族矛盾紧张，明朝边将趾高气扬，女真各部之间也往往为了粮食、人口和牛羊而自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征讨在觉昌安、塔克世被明兵误杀事件中负重要责任的尼堪外兰。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就颇具王者之风。在夺取诺米纳的本部萨尔浒城时，于城破之时安顿降民，不使夫妻离散。努尔哈赤不仅每战身先士卒，而且能够不计前怨，廓然大度。万历十二年（1584），在攻打翁克洛城时，鄂尔果尼和罗科射伤努尔哈赤。二人被俘后，努尔哈赤赞其为“壮士”，授职佐领并户三百。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终于杀死宿敌尼堪外兰，建城佛阿拉，自称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布教令于部中，“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8]，对建州女真的秩序维护及文明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自此，努尔哈赤凭借惊人的勇力和狡黠的智慧，征抚并用，逐步实施其统一女真的谋划。

努尔哈赤用表面上的谦卑恭顺迷惑明王朝，用厚赂取得李成梁的宽容甚至是放纵，实力日益壮大。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被明廷任命为建州卫都督佥事，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陆（又写作龚正六）客于辽东，遭女真扣留，即约在此年前后归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尊龚正陆为“师傅”，对之“极其厚待”^[9]。龚正陆为努尔哈赤润色文字，教授其子侄。虽然在朝鲜人看来，龚正陆或许“文理未尽通”^[10]，但他对努尔哈赤治国理政的谋划和儒家思想的启迪，具有难掩之功。虽然清朝的官方文献人为抹去了这位后来涉嫌向朝鲜透露女真信息之人，但是《李朝实录·宣祖实录》等文献，却记载了当时为女真文化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龚正陆等人。龚正陆之外，努尔哈赤时期生活于辽东的汉人文士，还有见于《李朝实录·宣祖实录》的“唐人教师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11]，以及载于《满洲实录》的“秀才郭肇基”^[12]等。虽然这些汉人文士并没有留下翔实的历史史料，但他们在满汉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女真汉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文字作为人类高度文明的重要表征，是凝聚族人和承载民族文化的特定载体。西夏元昊令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西夏文字，完颜阿骨打也曾令完颜希尹和叶鲁二人参照契丹大字和汉字创制女真大字，完颜亶又依照契丹小字创制女真小字。朝鲜世宗大王也在重重压力之下，颁行新创制的朝鲜文字“训民正音”。满洲初起时，使用蒙古文字，由于蒙古文字和女真语言不同，所以在实际使用中要进行迻译，显然会带来种种不便。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协女真语言，联属成句，因文见义，是为无圈点满文。其后皇太极时期，又令达海对满文酌加圈点，以区别人姓名及山川、土地之称。又以满文与汉字对音，补所未备，满文的文字语音体系自是更加完善。满文的创制让政令法规的颁行更加便捷畅通，也对普及提高满族民众的文化教育厥功至伟。因为无论是学习汉字还是蒙古字，都局限于精英文化圈的范畴。满文依女真语音制成，显然更易于为普通民族所理解和掌握。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皇太极，命令达海等人用满文翻译了《大明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资治通鉴》《六韬》及《孟子》等著作，甚至还翻译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大诰》作为治国指导。虽然有清一代官方皆三令五申维护承载本民族文化的“国语骑射”，但是满文的创制颁行，却对满族民众学习汉文化起到了中间媒介的作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定立以旗统民、以旗治民的黄、红、白、黑四旗制度，以后又逐渐扩充至四镶旗，并易黑为蓝。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日益完善、军民日渐增多的同时，最基本意义上的民本思想也在其头脑中不断加强。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13]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14]虽然战争总不可避免有血腥和残杀，但自古未有嗜杀而可得天下者。如果一味以屠戮为策，只会激起更多更持久的反抗。无论是努尔哈赤所接触的儒家仁政思想，抑或是现实的残酷教训，无疑都会让“天锡智勇”的努尔哈赤学会爱惜民命。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在率兵讨伐乌拉时，莽古尔泰请示渡河屠城，努尔哈赤就明确提及：“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15]此外，“治国者以积贤为道”（《通国身》）^[16]，国家族群的兴旺，除有民众的人心所向，还需要贤能之士的倾心匡助。随着国事日繁，努尔哈赤也多次申谕臣下举荐人才，流露其“多得贤人，各任之以事”^[17]的渴求。

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为建立后金政权做准备的最后一年，令人在赫图阿拉兴建孔庙、佛寺、玉皇庙等建筑。虽然同时兴建的依然包括承载满族人萨满信仰的祭天堂子，建造其他庙宇的信仰实用主义也比较明显，但是中原文明的精神内核，已经日益取代萨满巫教，成为女真文化的主要面向。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定国号为金之后，即已着手开始与明廷逐鹿中原的作战准备。在懈怠荒淫的万历皇帝统治之下，努尔哈赤于萨尔浒一战，扭转了此前女真处于弱势的战略局势。随着抚顺、辽阳、沈阳、广宁等大片土地的获得，如何统治和治理汉人，平息紧张的民族矛盾，整顿社会秩序，成为困扰努尔哈赤的紧要问题。天命五年即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努尔哈赤树二木于门，谕令“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可书诉词悬于木上”^[18]。努尔哈赤根据诉词颠末，以便审问。在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迁都辽阳时，还专门派其子德格类及侄斋桑古安抚人民，传令军士“不许扰害居民，劫夺财物，可登城而宿，勿入民室”^[19]。

有志于取明朝皇帝而代之的努尔哈赤，致力于建立有效的政治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除政治、法律等强权工具之外，还需要风俗、信仰的人文教化和思想羁络。天命七年即明天启二年（1622），在蒙古兀鲁特部等十七贝勒并喀尔喀部来归附时，努尔哈赤谕之曰：“吾国之风俗，主忠信，持法度。贤能者举之不遗，横逆者惩治不贷，无盗贼诈伪，无凶顽暴乱，是以道不拾遗，拾物必还其主，皇天所以眷顾，盖因吾国风俗如此。尔蒙古人持素珠念佛，而盗贼欺伪之行不息，是以上天不祐。使汝诸贝勒之心变乱为害，而殃及于国矣。今既归我，俱有来降之功。有才德者固优待之，无才能者亦抚育之，切毋萌不善之念。若旧恶不悛，即以国法治之。”^[20]

虽然蒙古、女真人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不尽相同，但对“上天”的敬畏，却对各族民众均有较为普遍的约束作用。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周颂·我将》）^[21]所以努尔哈赤在告诫蒙古各部时，抬出“上天”这一足以警戒世人的恒常规范。天命八年即明天启三年（1623），努尔哈赤在八角殿召阿吉格福晋及众公主，训之曰：“天作之君，凡制礼作乐，岂可不体天心。然天心何以体之？莫若举善以感发其善者，诛恶以惩创其恶者。”^[22]天命十年即明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在回复科尔沁鄂巴洪台吉的书信中，言及：“盖兵不在众寡，惟在乎天，凡国皆天所立者也，以众害寡，天岂容之。”^[23]中国先秦时期兴起的儒学“敬天法古”的核心信念，除是努尔哈赤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工具，也已经内化为努尔哈赤的价值追求。“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章句下》）^[24]，无论是从“外王”层面的“保天下”，还是从安邦角度的“保其国”，“天道”“天命”都已经成为努尔哈赤的内心敬畏。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中记载努尔哈赤：“虽其妻子及素亲爱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25]虽然从李民寏的角度看来，努尔哈赤未免“猜厉威暴”，但是也能够从侧面看出，努尔哈赤的奖善惩恶和上体天心并非虚言，而是雷厉风行的。

在努尔哈赤人生的后期，还时常自如地运用儒家“遵道”“才德”等观念。天命七年即明天启二年（1622），当八固山额真等问努尔哈赤“上天所予之规模何以底定，所锡之福祉何以永承”^[26]时，努尔哈赤曰：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梁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自恣，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庶几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固山王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27](www.xing528.com)

努尔哈赤在盛京建造了大政殿和十王亭，国政由八旗旗主共商，征战所得也皆由八家均分。这种贵族集权制，将汗王置于和硕贝勒的监督之下。虽然当时中原王朝的帝制也设有约束皇权的制度保障，但是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八王共治”，却从政治组织形式上赋予女真贵族更多的权利。在政治权力的传承人问题上，努尔哈赤所倾向的推举制，也与中原宗法结构下所优先的“立嫡立长”不同。而努尔哈赤将汗位继承人的标准纳入天道、德行的衡量体系，又体现了对儒家“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尚书·君奭》）^[28]天道观的服膺。

天命十一年即明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在宁远卫遇到了誓死不退的袁崇焕。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惟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归。努尔哈赤自省曰：

吾筹虑之事甚多，意者朕或倦勤而不留心于治道欤？国势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欤？功勋正直之人有所颠倒欤？再思吾子嗣中，果有效吾尽心为国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谨于政事否？^[29]

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自感时日无多的努尔哈赤训斥诸王曰：

昔我宁古塔诸贝勒及栋鄂、完颜、哈达、叶赫、乌拉、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戕害，以至于败亡。不待我言，汝等岂无耳目？亦尝见闻之矣。吾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但得一物，令八家均分之，毋得私有……昔卫鞅云：“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又《忠经》云：“谏于未形者，上也；谏于既形者，下也。违而不谏，则非忠臣。”

……

昔宋刘裕谓群臣曰：“自古明君贤相，皆由困而亨。舜发畎亩，傅说举版筑，膠鬲举鱼盐，百里奚食牛，天意何居？”群臣对曰：“君相之任，大任也。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心志，使之遍虑事物而内不得安，劳筋骨使外不得逸，饿体肤使食不得充，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人而为君，必能达国事，是人而为相，必能悉民隐，天意如此而已。”

若人之言，诚为善识天意者也。以历艰苦者为君，致令国受其福；以享安逸者为君，致令国受其苦。天见我国之民甚苦，故降吾，身历艰辛，使之推己以及民。吾艰苦所聚之民，恐尔诸王多享安逸，未知艰苦，致劳吾民也。不知有德政方可为君为王，否则君王何以称也？^[30]

……

这段颇长的文字，是处于人生晚期的努尔哈赤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生晚辈的殷切嘱托。努尔哈赤引用了《史记·商君列传》、马融的《忠经》等经典，虽然刘裕与群臣的对话不知出自何典，但是其中所讨论的，其实是《孟子》中的传世之论。努尔哈赤能够如此熟稔在汉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书籍和典故，不难体见其对儒家经世之学的关注和效仿。尽管官方记载中往往一边充斥着“仁爱德政”的假面，而一边又在粉饰文字中渗透出暴力铁拳之下的汩汩鲜血。虽然《满洲实录》之类记载中的语句也或有当时的文人集团的润色和后世加工，但对于经国治世的核心精神，努尔哈赤当是深悉并尽力践行的。努尔哈赤作为“蒙难坚贞，明夷用晦”（《清史稿·太祖本纪》）^[31]的开国之君，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均有不凡建树。虽然与元代的成吉思汗类似，努尔哈赤也往往有“仇之以仇，恨之以恨，恩之以恩，德之以德”^[32]的恣意恩仇，在其执政期间也不止一次发生对汉族民众的野蛮残杀，但努尔哈赤注重任用贤才，不拘亲疏门第，赏罚分明，善于学习，服膺儒家文化，勤于国家的理政治平，亦可谓瑕不掩瑜，对推动女真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