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托伪之尺牍选本颇多,主要集中在应用借鉴类中。除《古今振雅云笺》外,如前文已涉及的《古今翰苑琼琚》托伪杨慎,《历朝翰墨选注》托伪屠隆[34]等,均属此类。凡此类选本,所署为知名大家者,均需特别留意,尤其是署名明代中叶以前的作家作品,则必为托伪无疑。此外,亦不乏托伪名人,张冠李戴、向壁虚构之专门活套伪书,较著名的如《六如居士尺牍》《唐伯虎尺牍》《唐六如先生笺启》,据考证,除《唐伯虎尺牍》真伪掺杂外,其他均是向壁虚构的活套范文,如《六如居士尺牍》以史事为据虚拟尺牍,《唐六如先生笺启》则以陆昭容、秋香、谢天香、罗秀英等《八美图》《三笑姻缘》小说中人物为托捏造书函。[35]
凡是托伪之书,多因书贾竞利,其书商业化特征明显,大致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剽窃古籍,古人版权意识不强,所编商业化之书刊往往抄袭前人作品,如《古今振雅云笺》《古今翰苑琼琚》等均多依据《尺牍清裁》而编订,省时省力又不乏书籍质量和档次。二是增加眉批,商业性书刊所针对的消费群体普遍文化水平不高,需以眉批对文中个别内容予以提示、说明和注解,此外,书眉留白亦可增加版面之美观度。故《古今振雅云笺》《篇海类编》等伪书均有眉批。且从《古今振雅云笺》之眉批看,总体质量不高。三是名人作序,为提升书籍之身价和“真实性”,伪书往往由名人作序,甚至托名作序,此风与当下之习俗略同。四是便于检索,书贾作伪,实为射利,故书刊多注重实用性。因此《古今振雅云笺》《历朝翰墨选注》等尺牍选本均编目详尽、便于检索,以利随查随用。相反,注重文学性之《尺牍清裁》则未予编目。以上是托伪制伪的典型套路,但并非所有伪书兼具以上特征。这些特征虽不能作为判定真伪之标准,却也可以作为检伪之参考。
尺牍类伪书盛行,除书贾竞利外,与明清时期社会习俗及印刷技术的发展不无关系。
首先,明清时期盛行尺牍之风。受杨慎、王世贞等推动,“不能言而言之、不得言而言之、不可以言而言之”[36]者往往付诸尺牍。“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37]因此,尺牍选本广受追捧。市场需求催生产品商业化,以致“啖名俗子,褒然千金享之”[38]。
其次,商人群体对尺牍有需求。明代中叶以来,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批士人弃儒就贾,导致士商互动与合流,商人地位提升,并成为继士族阶层之后最有文化的一个社会群体[39]。书商则是商人群体中最有文化的一类,往往兼具商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不仅刻书印书,还会编书撰书。商人对书仪活套之类的应用型书籍需求强烈,不仅热衷购置,而且还自己编印,“这些书可以说是商人为自己的实际需要而编写的,并且也是由商人刊行的。明、清商业书是从商人观点所编写的日用百科全书,从天文、地理、朝代、职官、全国通商所经的里程道路、风俗、语言、物产、公文书信、契约、商业算术,以至商业伦理等无所不包。从这类书的大量出版和一再刊刻,我们可以看到商人必须对他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具有可靠的知识”[40]。事实上,《古今振雅云笺》等书籍的消费群体主要也是面向商人的。
第三,印刷术的进步也促进了伪书的发展。明清伪书盛行,与明代木活字印刷术的应用有较大关系。对此,《利玛窦中国札记》里的描述颇为真切:“他们的印刷方法有一个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木板,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须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是那么出奇的低廉。没有亲身目睹的人是很难相信这类事实的。”[41]正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与生产成本的低廉,晚明书贾基于牟利的需求,几乎无书不刻,而且随意改易,以致“明人刻书而书亡”[42]。隆万以来,渐受文人重视之尺牍文学,自然也是坊间追捧之对象,以致托名伪造、张冠李戴、向壁虚构,无所不用其极,《四库全书》拒收尺牍,只怕与此不无关系。
(本文原发于《浙江学刊》201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6年9月全文转载)
【注释】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2页。
[2]据《选入翰苑琼琚书目》,天启年间已有“书啓之类约百种”,所列如《尺牍类选》《古今尺牍玉函》《古今名公尺牍》等达62种之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四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60—361页。
[3]《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册收入拼版影印《古今振雅云笺》,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2页。本文所据之版本与此本同,文中相关引文均可以该本为据。后文所引《古今振雅云笺》原文只标卷数,不再一一出注,特此说明。
[4]文安之:《振雅云笺序》,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5]文安之:《振雅云笺序》,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6]钱伯诚:《袁宏道集笺校》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7]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袁宏道集笺注》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0页。
[8]钱伯诚:《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262、232—233、243—244页。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10]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16“酒史”条:“《酒史》六卷,内府藏本,明冯时化撰。……又浙江鲍士恭家别本,其文并同,而改题曰徐渭撰。案书中所载有袁宏道《觞政》《酒评》。渭集虽宏道所编,然宏道实不及见渭,渭何由收宏道作乎?其为坊贾伪题,明矣。”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01页。
[1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31“天池秘集”条:“《天池秘集》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旧本题明徐渭编,武林孙一观校。案渭,嘉靖中人,有《笔元要旨》,已著录。是编所载如叶向高、陈继儒之类皆在其后,渭安得见其诗文,盖即一观所辑,伪托于渭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21页。
[13]骆玉明、董如龙:《〈南词叙录〉非徐渭作》,《复旦学报》1987年第6期,第71—78页。据该文考证,《南词叙录》之作者或为号“天池”之陆采,若该推论成立,则该书或并非有意托伪徐渭,而是后人误传误解所致。
[14]《通鉴直解》参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05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733页。
[15]《篇海类编》参看《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0229、02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7—680页、第1—322页。
[16]《篇海类编》,《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02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页。
[17]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827页。
[1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72—373页。(www.xing528.com)
[19]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1页。
[20]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21]杨载武:《〈篇海类编〉真伪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31—34页。
[22]王世贞编:《尺牍清裁》(六十卷补遗一卷),明隆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2—421页。
[23]《古今翰苑琼琚》,明天启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四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55—696页。《古今翰苑琼琚序》系托伪之书,知之甚明。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2曰:“古今翰苑琼琚,旧本题杨慎编,其书饾饤补缀,类乡塾兔子园册子,中间割裂尚书,尤为庸妄,疑非慎之所编也。”该书《选入翰苑琼琚书目》所列之参考书,多成书于杨慎(1488—1559)去世之后,如《尺牍清裁》便是杨慎去世之后王世贞在其所编之《赤牍清裁》的基础上增编而成的。
[2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2,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49—1750页。
[25]可参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存王世贞增辑之二十八卷本《赤牍清裁》有两种刻本,六十卷本《尺牍清裁》有三种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2页。
[26]凌迪知编:《国朝名公翰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20页。
[27]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三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7—825页。
[28]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57页。
[29]同上,第56页。
[30]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30—952页。
[31]《中国方志丛书·浙江嘉兴府志》卷五十六,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575页。
[32]《中国方志丛书·河北省定州志》卷九,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912页。
[33]李国祥:《古今濡削选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29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4页。
[3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3“翰墨选注十二卷”条下云:“旧本题明屠隆撰。是书皆历代尺牍,谬妄不可殚述。……隆虽纵诞之士,不以学问名,然其陋不应至是,必书肆伪托也。”
[35]买艳霞:《几种署名唐寅著作真伪考辨》,《东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89—92页。
[36]王思任:《陈学士尺牍引》,《谑庵文饭小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37]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38]谢肇淛:《五杂组》,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8页。
[39]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7—576页。
[40]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业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8页。
[41]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22页。
[42]陆心源在《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籍有所批判,曰:“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1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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