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振雅云笺》刊印情况及成书年代猜测

《古今振雅云笺》之编纂者及其成书过程业已明了，兹就其成书年代及其刊印情况做些探讨。从序言推断，该书编订时间当不晚于崇祯四年（1631）。文安之作序之时，书稿当已大致编辑完成，这从序文“客有传徐文长所删尺牍者，余受而披之”即可明了。序末文安之落款为“赐进士第出身国史检讨夷陵铁庵文安之书于玉堂之署”，此落款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文安之撰写序言时官职为国史检讨，并且写序之地点也是在翰林院（翰林院亦称玉堂）。据《明史》卷二九七《文安之传》记载：“文安之，夷陵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除南京司业。崇祯中，就迁祭酒，为薛国观所构，削藉归。”据此可推知，文安之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并由庶吉士而授检讨。明代之选官制度不像清代那么严格，没有规定必须三年散馆授官。从明史诸官履历情况看，明代庶吉士担任时间一般为一到三年不等，按照最短一年计算，其授检讨之职应是在1624年以后。又据《明史》卷二六六《申佳胤传》记载：“申佳胤，字孔嘉，永年人。崇祯四年进士。……大学士薛国观倾少詹事文安之。安之，佳胤座主也，事连佳胤，左迁南京国子博士。”据此可知，崇祯四年文安之曾担任主考，则迟至该年，文安之必然已卸职检讨，左迁为国子监司业或祭酒了，因明代主考例由国子监主官担任。因此可断定，文安之作《古今振雅云笺》之序时间为天启四年（1624）至崇祯四年之间，故该书成书之年代必不晚于1631年。

然现存《古今振雅云笺》刊印之日期，则又不会早于崇祯十年（1637）。因书中卷十所辑录之钱谦益《缄刺史胡孝辕》及胡震亨之《缄宫詹钱受之》两文，成文于崇祯十年之后。孝辕系胡震亨之字，受之则是钱谦益字。从两份尺牍内容看，《缄刺史胡孝辕》当是回复《缄宫詹钱受之》之作品，为明辨之，兹录于下：

谈苑序缄宫詹钱受之

胡震亨

太公《谈苑》一编，汇史部诸家而撮其长，洵千古奇撰，必传无疑。一序心许久之，今始得脱稿，则吏之日夺于冗，家之日更夺于懒也。然六朝文，敲琢亦大不易。茂生兄坐迫，见不肖腐毫状，想能道之。政不欲草草相塞，呕出一点血谢数年稽诺愆。且便索润华物，分玉堂草麻之半耳，咲笑。刻成祈赐全帙三，分儿辈藏架为幸。

谈苑缄刺史胡孝辕

钱谦益(www.xing528.com)

《谈苑》之序，虚首简以待者，数年于此矣。邮筒远来，忽得惠赐，长跽捧读，回环再三。譬诸卿云下垂，河汉倒流，耳目骇掉，心神眩惑。已乃披寻经纬，分擘肌理，则见其镕冶经典，劳笼子史，日光玉洁，云诡波涌。疏其淹通，既虑周而藻密；叩以沉寂，亦味深而志隐。信可谓后劲潘、陆，并驱徐、庾者矣。先人有幸，当默举于九京；小于（子）何知，有衔感于没世耳。后有子云，岂曰玄之尚白，定诸子政，亦云皆以杀青。聊裁短章，敬谢明德。伏惟亮察，不尽愿言。

上引两文，显系套函，这在书中并不多见。《谈苑序》与《谈苑》系指尺牍涉及之主题，均为编者所加。《缄宫詹钱受之》应是《谈苑序》（指胡震亨所作之《谈苑序》文章，与编者所加之《谈苑序》无关）之随函。《缄刺史胡孝辕》一文，《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牧斋杂著》中均未见著录。然从尺牍内容看，两封书函内容翔实、文字老练，尤其是《缄宫詹钱受之》，脉络分明、事迹清晰，断非书贾之活套伪作。且尺牍标题均标明对方任职官衔，所标职务又均有履历可寻，更增其真实性。如钱谦益之“宫詹”，即其任职詹事府之省称。据《钱牧斋先生年谱》，天启四年（1624），钱谦益“以太子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历詹事府少詹事”，又于崇祯元年（1628）“荐擢詹事，转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年底即因阁讼削职，直到明亡均未起复。南明初立，起为礼部尚书，时在崇祯十七年（1644）。^[30]故自天启四年（1624）起至崇祯十七年履新任礼部尚书止，钱谦益官职名皆可称“宫詹”。因此，胡震亨之《缄宫詹钱受之》当作于1624—1644年之间。

再从胡震亨任职“刺史”之年推断，文章创作之年可更趋精确。胡震亨明史无传，其履历简要记之于相关方志。据《光绪嘉兴府志》记载：“胡震亨（1569—1645），字孝辕，为诸生，即以经济自负，万历丁丑举于乡。知合肥县，吏治之余，留意韬钤，尝与刘綎论兵，綎心折。时议举边才，不果。崇祯季年，荐补定州知州。擢员外郎，乞归。”^[31]孝辕一生仕宦无多，钱氏尺牍中“刺史”当指胡震亨出任定州知州之事。据《定州志》记载，胡震亨知定州，时在崇祯十年（1637），并于崇祯十二年卸任定州知州，由陆文衡接替。^[32]故可推知《缄刺史胡孝辕》必作于1637年之后。再从尺牍中“则吏之日夺于冗，家之日更夺于懒”可知，其《谈苑》序文并非作于知州任上，即便乞归之后也应是拖了一段时间才完工的，故《缄宫詹钱受之》的创作时间当不早于1639年。综上，胡震亨与钱谦益之尺牍创作时间在1639—1644年之间，则可知《古今振雅云笺》刊印之年当不早于1639年。

然而并不能据此就判定该书编于崇祯末年，只能说明目前所见之《古今振雅云笺》刻本刊印时间在1639年之后。最大的可能，钱谦益与胡震亨之尺牍应是在《古今振雅云笺》编好之后刊印或重印时所追加或挖改的，不能排除曾有不含胡、钱两文的早期《古今振雅云笺》刊本行世。另有一个现象颇可关注，《古今振雅云笺》卷九、卷十均属通用类，除卷九前4篇为明以前作品，其他都为明代尺牍，且篇幅均较长，故卷九收文仅81篇，卷十仅53篇，与前八卷收文均超过120篇大不相同。前已述及，《古今振雅云笺》从大致编辑完成到目前流传之刻本，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持续翻印和编辑修改的时间跨度，故存在类似《缄宫詹钱受之》的其他尺牍在此期间被编入之可能。如卷九收入之张明弼尺牍2篇，目录中排在一起，但正文中两篇之间却夹入王焞之短简《缄王父母》，目录与正文错乱。且张明弼之《答黄石斋太史》各段之下均有大段夹注，与其他尺牍文末笺注不同。张明弼（1584—1652），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崇祯六年（1633）举人，成名较钱谦益为迟，故张氏之尺牍也必为事后追加，且从编排之错乱混杂看，挖改之可能性更大。

明清刻书，以梓后补编补刻补辑为常事，如《尺牍清裁》（六十卷）有补辑一卷，《古今濡削选章》有数百篇增补之尺牍附刻于各卷末。为求全璧，许多选本在《凡例》中也会说明大意，征集稿件，如《古今濡削选章凡例》：“不佞贫乏藏书，椎少交好，故不免有遗珠之恨也。梓后海内肯以藻语相遗，不佞仍当编入，愿高雅共为玉成焉。”^[33]而《古今振雅云笺》因托名徐渭，故只能挖改补编。挖改补编之原因主要是作为商业性较重的尺牍选本，希望尽可能多地收录时人名作，以期提高身价，扩大影响。如所增之胡震亨、钱谦益、张明弼等皆系当世硕儒，影响颇大，尤其是钱谦益，为东林党魁、诗坛盟主，从者云集，俨然文坛执牛耳者，故辑录一二以添声色。且明代之活字印刷术，一旦制成木板，就可以长期保存并随时改易正文，故流行之书刊，往往一印再印，内容也常视情况挖改增删。这也可以解释何以胡震亨、钱谦益等后加之尺牍仅见于卷九、卷十，且各仅收录一二则而已，主要是考虑成本因素及挖改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