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振雅云笺》编者及成书过程简述

《古今振雅云笺》非徐渭纂辑业已明了，究系何人所编亦颇值玩味。细考之，或与书中所列参订者张嘉和有关。张嘉和其人，史志难觅其踪，然从与之有关的书籍可略窥门径。就笔者所见，流存于世并与之有关的作品有三部：一为《古今振雅云笺》，署为参订者；一为《（皇明）通鉴直解》（十六卷）^[14]，为撰写者；一为《篇海类编》（二十卷）^[15]，署张嘉和辑。

首先，应明确三个“张嘉和”是否同指一人。《古今振雅云笺》署为“茂林张嘉和起祯参订”；《通鉴直解》序末署“古吴葑溪野史张嘉和辑”；《篇海类编附录条目》后有“长洲张嘉和起祯纂辑”^[16]。同名同字自不必言，同名同籍者当也无可怀疑。三者所列籍贯，名称虽异，地方实一。“茂林”为苏州之代称，长洲系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析吴县东部分置，据《通典》，长洲因“有吴之长洲苑，因以为名”^[17]，直到宣统三年（1910）才撤并，入苏州，故长洲亦可雅称“古吴”。据此判定，以上三书所涉均为同一“张嘉和”无疑。

三本书同出一人，故共同点较多。一是编排手法相似，都是目次清晰、便于检阅。二是排版格式相似，《通鉴直解》与《古今振雅云笺》均有眉批，内有双行夹注。《古今振雅云笺》与《篇海类编》正文均是九行十八字，所用纸张相同。三是刊印字符相同，不论是正文、夹注还是眉批，三书所用字体、字号均一致。以上特点亦可从不同侧面说明三书出自同一人之手。

内容方面，《通鉴直解》系参照张居正等所编之《资治通鉴直解》体例，记载明朝历代帝王及名臣史事，从首卷“明太祖朱元璋”起到卷末“甲申殉主忠臣”止，为明代纪传简史，故亦称《皇明通鉴直解》。该书有序“有凡例”有目次，序言系张嘉和本人自撰，故著作版权清晰，不存在托名之争议。由此可推知：张嘉和具有文字处理和编辑能力，生活之年代则在明末清初。

《篇海类编》是我国古文献中的一部辞书，本书之编辑刊刻与《古今振雅云笺》极其相似，也是一部托伪之作。对此，前人多有论及，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旧本题‘明宋濂撰，屠隆订正’。……其书取韩道昭《五音篇海》以部首之字分类编次，舛陋万状。无论宋濂本无此书，即以所引之书而论，如田汝耔、都俞、李登、汤显祖、赵铭、章黼、杨时乔、刘孔当、赵宦光，皆明正德至万历时人，濂何从见之？……屠隆虽不甚读书，亦不至此，殆谬妄坊贾所托名也。”^[18]《篇海类编》虽是托伪之作，也有较多舛误，但其价值却不能因此而抹杀。该书不仅入编《续修四库全书》，且多为《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等古今大型辞书所引用，即是其价值之体现。

关于《篇海类编》的编纂依据，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刘叶秋先生认为该书取韩孝彦、韩道昭父子之《四声篇海》（亦作《五音篇海》）分类编次^[19]；王重民先生认为“大抵《篇海类编》本之于《洪武正韵》，故托诸宋濂”^[20]；杨载武先生则认为其本之于《详校篇海》^[21]。以上争论之焦点，并非讨论是否参考了哪部辞书，而是争论哪部辞书是《篇海类编》所据之底本。本文不拟深究《篇海类编》之所本，以上诸说之提出，必有一定依据。按情理言之，一部辞书之辑纂，必会选择以一本辞书为底本，并参考诸多相关书籍，以期取长补短，青出于蓝。可以肯定，《篇海类编》之编纂，必然参考了《四声篇海》《洪武正韵》《详校篇海》或与之内容相似之辞书，而且其所参阅之书亦必不限于此。

同样，《古今振雅云笺》之纂辑，也必然是以一本或几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诸书之长而成的。细考《古今振雅云笺》之篇目，明以前之尺牍似多出自《尺牍清裁》。如《古今振雅云笺》卷一所录，明以前尺牍116篇，均可于《尺牍清裁》中找到，且连文中之夹注亦一并照搬，只字未易。当然并不能据此而判定《古今振雅云笺》所据之底本必是《尺牍清裁》^[22]，也存在二次传抄之可能。即《古今振雅云笺》以某本为底本，而某本又是以《尺牍清裁》为底本选编的。如托伪杨慎之《古今翰苑琼琚》^[23]（十二卷），内容亦多出自《尺牍清裁》。(www.xing528.com)

王世贞之《尺牍清裁》，是文学鉴赏类尺牍选本之典范，影响深远。尺牍作为一代之文风，广受士林关注，始于明代中叶嘉靖、隆庆之间，其推动者尤以杨慎、王世贞用力最勤。杨慎所编之《赤牍清裁》，为明代最早之尺牍选本。王世贞之《尺牍清裁》，则是在《赤牍清裁》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的，“是书盖因杨慎原本而增修之。慎所录自《左》《史》，迄于六朝，共为八卷。世贞益为二十八卷，复采唐代至明之作通为六十卷。又旁搜稗史，得梁、隋以前佚作四十余条，为《补遗》一卷”^[24]。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辑录之情况看，王世贞增辑本初刻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共二十八卷，书名仍为《赤牍清裁》，署杨慎辑、王世贞增辑。隆庆五年（1571）增编为目前所传之六十一卷《尺牍清裁》，为自刻本，此后有多种刻本行世^[25]。《尺牍清裁》为明代中叶尺牍文选之集大成者，系后世选本之典范，影响深远。卢恭甫《国朝名公翰藻序》云：“明之书记至嘉隆、万历之岁而愈娴郁可餐，盖自杨用修、王元美两先生勒成之，其书纵横，光烛士林，具载□两集中。”^[26]由《尺牍清裁》之一再刊刻与后世之深远影响，当可推知《古今振雅云笺》之编辑，以《尺牍清裁》为底本之可能性最大。

《古今振雅云笺》中所选辑之明人尺牍，似非本自《尺牍清裁》。首先，《尺牍清裁》辑录明人作品较少，仅4卷录49人，而《古今振雅云笺》所录明人作家作品较多；其次，即使《尺牍清裁》辑录之明人作者，《古今振雅云笺》所选也与《尺牍清裁》之辑文颇不相同。故《古今振雅云笺》所选之明人尺牍，应是另有所本。明末之世，单录明人尺牍之选本亦颇多，如《选入翰苑琼琚书目》所列，就有《国朝名公尺牍》《当朝书啓》《国朝名公书啓》《国朝名公翰藻》《国朝名公小简抄》等，从书名均可判断系明人尺牍之专辑。因明人之尺牍选本没有像《尺牍清裁》一样的权威版本，故很难考究《古今振雅云笺》所选明人尺牍所据之底本。但大致是从各选本中二次选辑而来的，是颇可确凿的。前文所述袁宏道所录之尺牍，有11篇未见载于其专著，即是明证。为免骈枝之累，此不赘述。

综上分析，《篇海类编》及《古今振雅云笺》两书之编撰、排印、托伪及性质（均偏重实用性）等均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加上两书分别有“长洲张嘉和起祯纂辑”“茂林张嘉和起祯参订”等签署，再参考《皇明通鉴直解》之撰，证明张嘉和具有较强的文字编撰能力。种种迹象表明，张嘉和即使不是《篇海类编》及《古今振雅云笺》之真正纂辑者，至少也是组织编撰者（类似今之主编）。又从诸书编撰之总体质量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推测的，张嘉和之身份为“书贾”似更准确。据《苏州市志》记载，苏州是明代全国知名的刻印书中心，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出现的翻刻、仿刻宋版书热，即发端于苏州私刻、坊刻，其精刻、精印者几可乱真。尤其是万历至崇祯数十年间，湖州、歙县的刻工移居苏州，进一步推动了苏州刻书业的发展。坊刻、私刻有名实可考者均超过300家。^[27]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云：“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28]“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率其地梓也。”^[29]此记载之“姑苏书肆”地点正与张嘉和所署之“茂林”“古吴”“长洲”“葑溪”暗合，此亦可为上述推论之佐证。

兹略述《古今振雅云笺》纂辑者张嘉和之简况如下，以备考稽补正：

张嘉和，苏州长洲人，字起祯，号葑溪野史，明末清初书贾，有文才，撰《通鉴直解》十六卷，编纂《古今振雅云笺》（十卷）、《篇海类编》（二十卷）等，颇为后世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