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振雅云笺》署徐渭纂辑，殊为可疑。其最有力之证，是书中辑录之“公安三袁”尺牍多成文于徐渭过世之后。全书共辑录袁宗道尺牍3篇、袁宏道15篇、袁中道14篇，累计32篇，占了总量的2.7%。尤其是袁宏道、袁中道两人，均是辑录作品较多之作者。由此可见选辑者对“公安三袁”之肯定，亦可推知该书纂辑之时代对“三袁”之推崇。然徐渭是嘉隆间人，生于正德十六年（1521），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公安三袁”则为隆万间人，其中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30），两者虽有重叠，却难有交集。尤其是袁宏道与袁中道，年龄与徐渭更是相差悬殊，且历徐渭之世，“公安三袁”也影响有限，难以获得社会之推崇与肯定。
为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兹以袁宏道之尺牍为例证之。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吴县知县、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国子博士等职，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袁宏道一生著述宏丰，生前即有刊本行世，其《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广庄》《瓶史》《潇碧堂集》，合称“袁中郎七种”，均系其生前所编订刊刻，故“所分种数及集名，悉合作者原意”[6]。袁宏道著作中尺牍占比较多，据钱伯诚笺校之《袁宏道集笺校》，其《锦帆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各辑录尺牍2卷，其《解脱集》辑录尺牍1卷，加上未编稿、佚稿及选本中散见之遗佚，其存世尺牍约300篇。徐渭去世时袁宏道25岁，袁氏少敏慧，善诗文，“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7]，成名较早，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徐渭生前袁宏道确已成名于世，且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故不能完全排除其作品被徐渭辑录之可能。
然《古今振雅云笺》辑录之袁宏道尺牍15篇，有4篇年代可考，且均录自袁氏之《锦帆集》，另外11篇则未见载于袁宏道诸集中，是为中郎之佚文。《锦帆集》收袁宏道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之作，均成文于徐渭谢世之后，其中年代可考之4篇，辑录情况如下：
《古今振雅云笺》卷二《与江近之》，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在无锡作；
《古今振雅云笺》卷二《与皇甫二泉》，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在吴县作；
《古今振雅云笺》卷六《寄伯修》，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在吴县作；(www.xing528.com)
《古今振雅云笺》卷九《答刘子威》，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在吴县作。[8]
梁任公曰，“世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9]。上引数例，确凿了《古今振雅云笺》非徐渭纂辑。
不仅反证法可证该书系托伪，书中其他记载亦颇可明其踪迹。其一，徐渭自编之《畸谱》、陶望龄所撰之《徐文长传》等传记资料中均未提及有纂辑尺牍一事。其二，文安之《振雅云笺序》中曰“客有传徐文长所删尺牍者”，作者虽未明言托伪，却也没有完全认可这一事实，一“传”字便可传递作者之诸多疑虑。其三，书中题作“武林徐渭文长纂辑”亦属大谬，徐渭籍贯山阴，世所共知，陶望龄所刻《徐文长集》虽有署之会稽者，亦在情理之中。然武林乃杭州之别称，徐渭虽曾短暂入赘妇家，亦曾随幕在杭，却断无将籍贯移向杭州之理。此疑托伪者故意移花接木、惑乱视听，抑或果不知就里而张冠李戴乎？
徐渭生前并未知名于世，去世若干年后，其作品才由门人商维濬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刊刻行世，此后又经钟人杰、张岱、王思任等编印校辑[10]，又得袁宏道推崇宣扬，才得以名扬后世，故其身后多有托名伪作行世。如明冯时化所撰《酒史》，浙江鲍士恭家别本改题曰徐渭撰[11]，《天池秘集》亦系孙一观托名徐渭之伪书[12]，以上两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均有定论。编入《续修四库全书》之《南词叙录》，据骆玉明等先生之考证，亦非徐渭所作[13]。可见，托伪徐渭并非偶然，《古今振雅云笺》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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