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英
摘 要：“守先待后”是儒者在“内圣”“外王”之外的又一任道方式。黄宗羲生活于明清丧乱之际，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及其自身的出处持守，使得他在当时不可能直接以“外王”为志，然而儒家道统包含的历史观念使他相信必有“治世”到来，所以他著书为将来写下“为治大法”。黄氏“守先待后”还表现在表彰先贤、记录历史、保留文献以不致使先人埋没等方面。
关键词：“守先待后”；道统；三代；黄宗羲(www.xing528.com)
“守先待后”语出《孟子·滕文公下》中“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这一表述，指儒者在不能与当时政权合作的情况下，选择通过绍述往圣、培养后学等方式，守护先王之道，以期在一个将来的政治环境中实践他们的政治理想。这一任道方式很难完全归并到内圣、外王的任何一个里面去，是儒家在内圣、外王之外的又一重要任道方式。国内外讨论到儒家“守先待后”这一面向的已有郭齐勇近年出的《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一书，此书受随笔性质的局限，对儒家“守先待后”这一面向所包含的政治、历史、哲学并没有展开讨论。在儒者的任道方式方面，目前的讨论主要还在内圣外王的循环圈内展开，其中当代港台新儒家主要在“内圣”的视角讨论儒学，围绕心性学，对儒学既超越又内在的层面做了有高度的讨论；与此立异，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两书主要把握住儒者“外王”的视角，就儒者与政治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出了典范式的考察。而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出版后，2003年到2004年在史学界与哲学界之间围绕儒家主流重内圣还是重外王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这些争论分别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展示了特定历史世界中儒者或重内圣，或重外王的任道方式，但都没有跳出内圣外王的循环圈，跳出自身的学科范围，把握到历史与哲学本身的张力，从而来讨论儒者受制于历史世界又能超越于历史的一种重要任道方式——“守先待后”。
总体来说，“守先待后”是孔子、张载、朱子、陈确、黄宗羲、戴震等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不能与当时政权合作后的一条重要人生退路，有一些儒者甚至认为它比在当世建功立业更为重要。本文以黄宗羲为个案，考察儒者选择以“守先待后”作为主要任道方式的政治原因、表现及历史影响，客观评价这一任道方式在继述文化传统、社会批判方面的作用及内在包含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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