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感知从王阳明到刘宗周理论之间的发展和变迁，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从王阳明“意之动”到刘宗周“意之静”
王阳明认为“意”属于“动”，刘宗周则认为“意”属于“静”，但心可以“动”。之所以产生这个差异，是因为，王阳明认为“意”为已发，而刘宗周认为“意”为未发。所以，刘宗周改王阳明“有善有恶意之动”为“好善恶恶者意之静”。
王阳明认为，“意”产生于应物起念之处，有是非观念，而能够对“意”进行规范的就是“良知”。王阳明《答魏师说》曰：“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49]所以，良知就是要在未萌之先进行提防，或在方萌之际进行克制，不使欲望得以产生，从而使意念从不正归之于正。王阳明《答陆原静书》曰：“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50]这就是说，致良知就是在起念之前，防止不良意念的产生。如果不良意念产生之后，就应当去除。所谓“为善去恶”，虽然要求做到知行合一，但由于在“意”上下工夫，所以致良知的内涵主要是指道德理性的自觉。对此，刘宗周《良知说》评价曰：“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种种矛盾，固已不待龙溪驳正，而知其非《大学》之本旨矣。《大学》开口言明德，因明起照，良知自不待言。而又曰：‘良知即至善，即未发之中’，亦既恍然有见于知之消息，惜转多此良字耳。”[51]刘宗周批评王阳明把良知分为两截，即已发与未发。而这并不符合《大学》“致知格物”的本旨。刘宗周认为，“致知格物”是一齐俱到的一件事，就是“慎独”，也即是“诚意”。
刘宗周的学术宗旨是“慎独”与“诚意”的结合，前者侧重于本体，而后者侧重于工夫，但两者的结合就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当然，为了确立“慎独”与“诚意”的学术地位，刘宗周把“独”和“意”都上升到一种本体的地位，“独”体就是“意”根。刘宗周《读大学》曰：“《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意也者，至善归宿之地，其为物不二，故曰‘独’。”[52]在此，刘宗周把“诚意”与“慎独”视为一体，也把“意”与“独”等同视之。刘宗周曰：“《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则从格致始。……功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功夫。如离却意根一步，亦更无格致可言。故格致与诚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53]《大学》之教就是要立“心”之本，而这个本，就是“意”根。因为，“意”为心的主宰，“心意如指南车。”[54]而心与意的关系好比舟与舵的关系，所谓“心如舟，意如舵”[55]，即为此意。刘宗周还说：“以虚灵而言谓之心，以虚灵之主宰而言谓之意。”[56]正因为“意”为心的主宰，所以意不是已发，而是未发。刘宗周曰：“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57]当然，刘宗周除了把“意”定为未发以外，还把已发未发视为一体，动静视为一机，使以往的支离之学统而一之。清代史学家邵廷采《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曰：“先生笃实类朱文公，而言诚意慎独与朱不合，曰：‘意者心之存主，所谓‘道心惟微’，即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独体在是，慎者慎此而已。’……先生曰：‘论本体，有善无恶；论工夫，则先事后得，直无善有恶耳。’于是作《人谱》，专纪过。始独知，次七情、九容、五伦、百行，曰：‘行此，知道不远人矣。’”[58]刘宗周把“意”视为心之存主，处于未发之中。因此，讲“慎独”，即慎此之“独”；讲“诚意”，即诚此之“意”。论本体，此“意”有善无恶；论工夫，此“心”无善有恶，或者有善有恶。于是，创作《人谱》一书，指出过恶之所，引人迁善改过，从而进入圣域。
2.从王阳明“知行合一”到刘宗周“即知即行”(www.xing528.com)
王阳明“四句教”阐释了他自己一贯主张的“知行合一”理论。前三句主要说明“知”，而最后一句说明“行”，两者结合，就是知行合一。从思维特点来看，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尽管已经有从二元思维走向圆融思维的倾向，但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二元对立的模式。所谓二元思维，就是把本体与工夫等各种范畴进行二分，进而区别对待。所谓圆融思维，就是消除各种事物间的对立，形成合二为一的境界。王阳明多次把知与行相提并论，融为一体，体现了他具有圆融思维的特点。对此，他有过多次的论述。例如，王阳明曰：“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59]本体与工夫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换言之，知与行必须合一。行之真切就是知，知之明觉就是行。行中有知，知中有行。王阳明《答顾东桥书》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60]知行工夫不可分离，如果把两者截然分开，就失去了其中的根本内涵。正因为如此，起心动念之处，就是行动。王阳明曰：“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61]
可见，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理论念念不忘。尽管如此，王阳明理论与实践中的知与行毕竟是分开的两段。因为，王阳明的“知”，是由心来统摄的。这种理论当然张扬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反对权威、解放思想的好处，但这个“知”是道德之知，缺少闻见之知的补充，难免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窠臼。这就意味着“知”本身与“行”不是合一的，两者存在着人为的结合过程。具体就是，个体在“知”善“知”恶之后，才能为善去恶，归于本心。这就是知之而后为，使知行合一难以摆脱支离分析之弊。
但刘宗周与此不同。刘宗周“四句教”并没有具体讨论“知”与“行”的合一，但他的理论具有“即知即行”的内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刘宗周把王阳明“知”的内涵进行了拓展。王阳明的“知”主要是德性之“知”，而刘宗周的“知”不仅是德性之“知”，而且还是闻见之“知”。刘宗周《答右仲三》曰：“至于德性、闻见本无二知，心一而已，聪明、睿智出焉，岂可以睿智者为心，而委聪明于耳目乎？今欲废闻见而言德性，非德性也；转欲合闻见而全德性，尤未足以语德性之真也。世疑朱子支离，亦为其将尊德性、道问学分两事耳。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故无内外、无精粗。与其是内而非外，终不若两忘而化于道之为得也。”[62]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并非是两个知。这就意味着即知即行。因为，德性之知往往是理性的，而闻见之知则必须付诸行动与实践。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否则，如果分德性与问学（闻见）为两事，使之有内外之分，精粗之别，则与孔门一体之学相距甚远。毕竟，道为一，心为一，则知也为一。
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相提并论，体现了刘宗周学术的一贯宗旨。刘宗周《会录》曰：“问：‘知了，毕竟要去行？’曰：‘知得彻，定得得彻。行得彻，只是知得彻耳。”[63]知之彻，就是行之彻；反之，亦然。但知行合一之说，不是说知等于行，而是知之至处者是行。刘宗周《学言上》曰：“知行合一之说，不是知即是行，乃是知之至处即是行也。”[64]当然，知行之间有次第，应当是先知而后行。但两者不能有间断，而应当是一体的。刘宗周《学言上》曰：“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即从之，无间可截，故云合一。后儒喜以觉言性，谓一觉无余事，即知即行，其要归于无知。知既不立，一亦难言。噫！是率天下而禅也。”[65]如果以为先知而后行，而过度强调知、觉，而忽视行，则知也不成其为知了。因为，真正的知，是知善知恶。刘宗周《学言上》曰：“有不善未尝不知，是谓良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是谓致知。”[66]所以，知善知恶之知，就是良知。致知，就是孟子所说的良能，也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刘宗周《学言上》曰：“《大学》之知，即《孟子》之良知。《大学》之致知，即《孟子》之良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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