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绍兴府有两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他们就是中期的王阳明和晚期的刘宗周。
王阳明(1472—1529),幼名云,后经道士点拨,家人遂改其名守仁。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为宁波余姚)人,青年时随父迁居于绍兴,后在会稽山阳明洞结庐,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
刘宗周(1578—1645),本名刘宪章,字宗周。后因考官误以字为名,遂改名为宗周。由于对父亲秦台公的无限思念,别号为念台。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人,因迁居并讲学于山阴城北蕺山之麓,学者称之为蕺山先生。他是蕺山学派的开山鼻祖,成为晚明最后一位杰出的理学(心学)大师,可谓是明清之际承上启下式的核心人物。(www.xing528.com)
显然,两者有许多关联,因为他们都是越中文化熏陶出来的杰出代表,而且两者时间相隔仅一百多年,其间的传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彭启丰《刘蕺山先生文集又序》曰:“越中故讲学之林也。自阳明先生倡学龙山,一传为钱绪山、王龙溪,再传为陶石篑、石梁兄弟。石梁沿流扬波,讲学白马山,创为因果说,直趋禅寂。念台刘先生起而正之,社署‘证人’,游其门者如升阙里之堂,登龙门之坂也。先生之学,切磋于东林而别启津梁,瓣香在阳明而柱其流失。故阳明教人致良知,而先生教人证独体。”[2]王阳明的学说经过三传而至越中的陶望龄、陶奭龄两兄弟,他们的理论掺杂了许多禅学思想,主张单提直入,重本体、轻工夫。与此同时,刘宗周的理学却与之颇为不同。当然,作为越中名士,刘宗周不可避免要受到王阳明的影响。总的来说,刘宗周对阳明之学经历过三次转变。其子刘汋《蕺山刘子年谱》曰:“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辨难不遗余力。始疑之,疑其近禅也。中信之,信其为圣学也。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谓其言良知,以《孟子》合《大学》,专在念起念灭用工夫,而于知止一关全未勘入,失之粗且浅也。”[3]可见,刘宗周在继承王阳明学说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批评和创新,以扭转王学末流之弊。于是,成立证人书院,以“慎独”与“诚意”的态度,开辟即本体即工夫的路径,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蕺山学派,开创了学术新天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