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学术宗旨是“学穷本原，行追先哲”（第三册，308）。因此，创新是必然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刘宗周在三十九之际，有感于宋代杨时《此日不再得示同学》，及明代陈白沙《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之作，喟然太息者良久。因此，命门人歌杨时之诗，并属而和之，名曰《和杨龟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吟者》，其序曰：“予岂其人乎？乃千秋旧案，拈起重新，龟山宁仅私一白沙哉？将有为者亦若是矣。”[49]之后，命门人歌之，并以杨时之诗收尾，油然而兴，洒然自得，流露出“复道”自认的自信和喜悦。诗中“道丧复千载，吾与点也狂”[50]，不正是这种情怀的写照吗？当然，传道岂易言哉？对此，刘宗周有关复杂的情感，既有同道的喜悦，如《寄怀姜养冲》中“天涯自昔存知己，吾道惟君渐羽逵”[51]，又有孤单的失意，如《山居即事》中“吾道只今输陋巷，息肩应指白云端”[52]。
传道，必然要有创新，才能更具生命力。刘宗周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多方面着力创新，这不仅表现在方法上，更表现在理论内涵上。在方法上，刘宗周归纳出历代圣贤之核心思想，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便于后人学习和理解，还对司马迁历史进行转型，使之转向为道德人格立传。在理论内涵上，主要是对“慎独”和“诚意”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把“独”与“意”同时上升到一个本体的高度。
黄宗羲《刘子全书序》：“先师之学在‘慎独’。从来以‘慎独’为宗旨者多矣，或识认本体，而堕于恍惚；或依傍独知，而力于动念。唯先师体当喜怒哀乐一气之通，复不假品节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于日用动静之间。独体如是，犹天以一气进退平分四时，温凉寒燠不爽其则，一岁如此，万古如此。”[53]从来以“慎独”为宗旨的学者很多，但往往只把“慎独”视为本体，却忽视其工夫，从而堕于恍惚，如陶奭龄等人；也常常把“独”看得太浅，仅把它视为一种起心动念，如宋儒及王阳明等人。所以，刘宗周认为，“独”是本体，是无极而太极，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值此之“中”，喜怒哀乐之一气，具有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无处无之，无时无之，一岁如此，万古如此。所以，“慎独”就是慎此之“独”。刘汋曰：“先儒以慎独为省察之功，先生以慎独为存养之功。”[54]可见，刘宗周不仅注意致知省察之功，更重视其存养敦笃之实。而存养之“独”既然显微无间、寂然无形。因此，“慎独”就不仅是一种本体的认识而已，还要落实到起居动静之间，这就必须要时时以“诚意”为工夫。
当然，“诚意”就是要在动念之际定贞邪，而不是待思虑已发之后，再想方设法来存善去恶。“意”不是心之所发，而是心之所存。刘宗周说：“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朱子以所发训意，非是。”[55]朱熹视意为心之所发，刘宗周并不赞同。同样，王阳明视“意”为心之所发，所以求“良”于知，可谓叠床架屋，多此一举。其实，“意”为心之主、为知之主，具有喜怒哀乐未发之象，“诚意”即可，致知即可，何必于“意”与“知”之外，更求个“良”字，以至说个“致良知”？刘宗周《良知说》：“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种种矛盾，固已不待龙溪驳正，而知其非《大学》之本旨矣。《大学》开口言明德，因明起照，良知自不待言。而又曰‘良知即至善，即未发之中’，亦既恍然有见于知之消息，惜转多此良字耳。”[56](www.xing528.com)
其实，“意”如同“独”一样，具有本体的性质。刘宗周《学言下》曰：“心之主宰曰意，故意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犹身里言心，心为身本也。邓定宇曰：‘心是天，意是帝。’”[57]心为身之主，而意为心之主。心为天，则意为帝。原因在于，人心有孔，孔则中空，空则生灵，灵则有觉，觉而有主，此主就是“意”。刘宗周曰：“人心径寸耳，而空中四达，有太虚之象。虚故生灵，灵生觉。觉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体，而性道教所从出也。”自注曰：“觉有主，是蒙创见。”[58]刘宗周对此虽然谦虚，但也流露出颇为自得的喜悦之情。
正因为意为心之主，所以，诚其意者，可以去除杂念、妄想、欲望。而去念、去妄、去欲，是成为圣人的法门。刘宗周《治念说》曰：“夫学所以治念也，与思以权，而不干之以浮气，则化念归思矣。化念归思，化念归虚，学之至也……此为善去恶之真法门也。”[59]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因为他们没有杂念，否则便堕入了虚妄之地。刘宗周《学言下》曰：“圣人无念，才有念，便是妄也。”[60]可见，圣人与凡夫也没有必然的界线，成圣也并不是遥不可及。只要去除杂念，不就是圣人吗？刘宗周耳提面命，只希望“满街都是圣人”，他说：“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人人可做。”[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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