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的学问，早年喜欢谈论“慎独”，而晚年却常常探讨“诚意”之说。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想构建一个自足而圆融的哲学体系。当他把“慎独”视为一种本体后，就必然要寻找一个与之匹配的工夫，而这就是他晚年经常提到的“诚意”“诚意工夫”。为此，他对传统的“诚意”概念进行了解读，并赋予了许多创新的内涵，使之成为一个具体而实在的践履。刘宗周《证学杂解》：“古人慎独之学，固向意根上讨分晓，然其工夫必用到切实处，见之躬行。”[16]“慎独”之学，要向“意”根上讨分晓，也就是要求有“诚意”的行为。所以，“诚意”作为一个入门下手的工夫，自然是本体之后付诸躬行的一个必然选择。
对此，刘宗周也身体力行，这不仅表现在撰写大量的著作传承道统，以求挽救君心、臣心，以致世道人心，而且还表现在他为人处世诸多方面。作为朝廷命官，刘宗周操守清介、光风霁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1630年，刘宗周守京兆，洁己率物，振风饬纪，士民呼为“刘顺天”[17]。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甲辰，刘宗周辞阙出都门，都人罢市而哭。阉人守门者见行李萧然，相顾叹曰：“真清官也，吾辈死且服矣。”[18]士民拦道相送者多达一千多人，到十多里仍不肯回去。刘宗周下车安慰他们，众人都泪流满面。相送者之中，有的送到了潞河，等刘宗周船行了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刘宗周在南京任职之际，生活清贫，出门不是高头大马，不是八抬大桥，而是徒步而行，行李则用一根扁担肩挑，所以人称“刘一担”[19]；平日伙食总是蔬菜豆腐，所以人称“刘豆腐”[20]。如此品德，总让人肃然起敬。其子刘汋这样评价父亲：“先君子学圣人之诚者也。……其修于身也，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戏言，四体不设怠惰之仪，威仪容止一范于礼，非其仪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苟同也。其刑于家也，事亲极其孝，抚下极其庄，闺门之内肃若朝庙，妻孥之对有同大宾。以至接朋友，虚而能受；驭臧获，严而有恩。入其门，翼翼如登其堂，雍雍如也。”[21]
刘宗周力行“诚意”，不仅表现在情操节守方面，还表现在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等气节之中。例如，刘宗周寓居潞河时，传警已经逼境，而他却丝毫不为所动，曰：“也少不得有个结局。”而当时，同来的学者听闻警报，竟然整夜无法入眠。刘宗周对此评论曰：“古人说安土敦仁，吾辈平日学力在何处？”[22]这就是刘宗周平日学力所在，这种学力还体现在他念念不忘报效君父的决心和信念。刘宗周《与周生》：“仆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23]如此气节，严严泰山。后人评其为“在有明末叶，可称皎皎完人”[24]。(www.xing528.com)
可见，从“慎独”思想开始，再转向“诚意”理论，刘宗周是希望学者在认识本体之际同时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下手工夫，并使之“见之躬行”。他常常强调“即本体即工夫的理念”，如说“独即意也”[25]就是此意。但为了扭转学问空疏的弊病，有时甚至提出工夫比本体更为重要的观点。刘宗周《会录》：“后儒议论尽明备，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至践履远不如前辈。可见学问吃紧全不在议论好看。”[26]仅有议论好看是不够的，学问的关键在于践而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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