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池杂稿》（不分卷），共两册，第一册为蓝格稿本，九行，行草，字数不等，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所收以诗文著述为主；第二册为方格稿纸，收录《酒牌引》全文，前附有《狐裘》诗及《潘成天祭陈封君文》，纸张又不相同，系事后糊裱，故《天池杂稿》诗文主要集中在第一册中。书稿现藏于天津图书馆，扉页有天津图书馆藏印签，正文首页有“善本鉴定”及“直隶检本”[2]残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3]。从各方面判断，《天池杂稿》为徐渭晚年诗文手稿本，极具收藏和研究价值。
首先，从书稿字迹看，颇似徐渭手迹。书稿为小楷写就，很多诗篇笔法纵横，文字老辣，颇多佳构，极似其书法作品，特别是《此潘承天祭陈封君文》，字迹笔画带有徐渭书法风格，犹如其《花卉图卷题诗》，实为书法精品佳作。该文亦收入《徐文长逸稿》，但无“此”字，说明该文为徐渭抄录稿，故其字笔法流畅，苍劲有力。不唯此文，其他多数诗文篇章字迹均磊落可观。但也存在字体大小不一、笔法亦良莠不齐等问题，或与其精神状态、身体素质等因素有关，据其《与萧先生》曰：“但每于清晨精神生复之时，便执笔构赠别诗文，文成于心而书怯于手，中止十数，战兢便发。……渭素喜书小楷，颇学钟王，凡赠人必亲染墨，今试书奉别等五六字，便手战不能，骨瘠肱弱，又五内余热发为疮毒，指掌反强然也。因命人代书，其后草者则渭强笔，殊不似往日甚。”[4]徐渭因杀张氏入狱后，晚年贫病交加，身体、精神皆不如常，故其部分字迹笔法“殊不似往日甚”也极寻常；且个别诗篇亦不排除“命人代书”之可能，如《送沈玉吾再北》诗，从字迹笔法看，或非其亲笔。
其次，书稿为草稿本，多有涂改。如《太侄疏稿序代》《画鱼既作古诗矣，久之复得七律三首》等涂改较多，且是整块涂黑。《试录前序》文本完整，但未署标题。《狐裘》诗第一册中已见，并有诗题及诗序；第二册中又有该诗，但仅有诗句，无诗题诗序。大幅涂改、有文无题、前后重出，说明书稿非过录本。部分诗篇版首有“此首附抄别本”“此首已抄别本”等字样，更是草稿本的又一力证。另外，书稿有拼接裱糊痕迹，如《张子锡尝自题镜容，今死矣，次韵五首，应乃郎之索》诗三首，不仅失其标题和前两首，且有明显接痕，属事后糊裱，册二之《狐裘》诗、《潘承天祭陈封君文》亦属此类，这些或是收藏者所为。(www.xing528.com)
第三，书稿为徐渭晚年作品。据徐朔方先生《徐渭年谱》考证，《天池杂稿》所录之第一首《自岔道走居庸》诗，系徐渭归自宣府途中所作，时在万历五年（1577）春，徐渭时年五十七岁。[5]书稿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为《代试录前序》，开篇即曰：“万历辛卯，天下复当大比。”该文系徐渭代浙江提学副使所作之公文，万历辛卯，为万历十九年（1591），徐渭时年七十一岁。据此，则《天池杂稿》所录之诗文当作于万历五年至万历十九年之间。此外，从诗文内容、字迹笔法等亦可判断稿本为徐渭晚年作品之依据。如从《马策之死失挽，一日自作小楷千余，腕几脱，遂感昔日之劳，挽之》诗题可知，徐渭作小楷千余即感乏力脱腕，说明已不胜笔事。因书稿系徐渭晚年手书，故其部分字迹略显乏力松散；再如，书中《陈玉屏以瓦窑头银鱼再饷，索赋长律》诗有“齿牙今稍落，骨鲠不相宜”之句，亦为其晚年状态之写照。
徐渭“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6]，袁宏道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先后致书孙司礼、陶望龄，希望能刻板印行。其尺牍《孙司李》曰：“徐文长，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中人士，为一板行。”[7]又《答陶石篑》：“《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孙司李，久不得报，恨恨。兄幸令侍者录一纸送司李处，渠当留意矣。”[8]《天池杂稿》作为目前仅见的徐渭存世手稿本，既有其文献价值，亦有其艺术价值。仅就其文献价值而言，除了补辑佚诗佚文外，所录诗文庶可窥徐渭晚年心境与行迹之斑豹，亦可作徐渭诗文编年之参考。更可贵者，手稿本保存了作者创作之真实原貌，为探究徐渭诗文之真谛提供了最为真实和宝贵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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