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画品：胸有成竹

与苏轼交往较密的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曾经说过：“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画史》）以此看来，米芾画竹用的是通常的方法，也就是逐节逐节地画；而苏轼却是手执画毫由下往上一笔勾成。从传统的画技出发，他这样做又是“一反常态”，但以他所据的从春天新竹萌芽到剑拔十寻是天然生成这一客观现象出发，他采用一笔勾成这种画法就无可厚非了。换言之，他的画法虽然“反常”，却完全符合自然规律。

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更详细地说明要采取这种画法的理由。他说：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

上述画学观点，本来是著名画家文与可教给苏轼的，但苏轼不仅很深刻地领会了文与可所讲授的道理，并且在实践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因而使这种画法和画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苏轼这种异乎寻常的画竹法，自然有人提出批评意见。明末清初名画家石涛认为：“东坡画竹不作节，此达者之解。其实天下不可废者无如节。”（引自《中国画论类编》第1094页）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画竹》中也专门谈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竹分竿、节、枝、叶”，针对“竿、节、枝、叶”不同的特点，画时应有不同的技法。譬如画竿，“从梢至根，虽一一画下，而意思贯穿。梢头节短，渐渐长，至根又渐短。行笔平直，两边如界。此画竿法也”。如前所述，苏轼画竹有三个特点：一是“从地一直起至顶”；二是“不逐节分”；三是不大讲究“枝叶”。元代画竹名家柯九思曾看到过苏轼墨竹图，正是“自下一笔而上，然后点缀成节”。苏轼墨竹的这三个特点，对邹一桂来说是都不能接受的。因此他说：“此老不能工画，故以此自文。”还给苏轼下了个不客气的结论：“直谓之门外人也。”（《小山画谱·形似》）(www.xing528.com)

其实对苏轼的绘画，是不能以常规的惟妙惟肖、亦步亦趋的画工标准来衡量的。他作画以意为主，追求神逸，不屑于对枝枝叶叶的精雕细刻。虽然他平时十分重视对客观事物做细致入微的观察，据《六砚斋笔记》记载：“（苏轼）其在黄州，偶途路间，见民家有丛竹老木，即鸡栖豕牢之侧，亦必就而图之。”但当他一旦落笔，就挥洒自如，“所以逸笔草草，动有生气。彼固一时天真发溢，非有求肖之念也”（同上）。在宋代，继承五代西蜀黄签画风的宫廷画院，重形似超过了重神似。苏轼淡墨挥扫，追求神似，是不符合传统和时尚要求的，但是他得时代风气之先，不为传统束缚，强调创造，追求新意，因而他成为当时文人画派的闯将和有力的鼓吹者。

苏轼在绘画上的创新，还表现在以朱笔画竹。方薰《山静居论画》曰：“东坡试院时，兴到以朱笔画竹，随造自成妙理。或谓竹色非朱。则竹色亦非墨可代。后世士人，遂以为法。”水墨画到了北宋，已积累了不少经验，逐渐趋向成熟，文人学士纷纷以此“醉笔”“墨戏”，尤其是以水墨画梅、竹、兰、菊等，成为风尚。苏轼此时别出心裁地以朱笔画竹，在时人眼中又是“反常”，但苏轼却自有道理：虽然竹色不是红色，但竹色又何尝是黑色？既然可以用水墨画竹，为何不可用朱笔画竹？于是后人折服，以为定法。

另外，苏轼还尝试用别的画家很少采用的物品来绘画，如《爱日斋丛钞》记载“东坡谪海外，用鸡距笔”，王沂《竹亭集》记载“（东坡）曾以蔗滓画石”。这些也均是他力图突破陈规、创新出奇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