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乘《墨客挥犀》卷四记载：
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著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这段话借苏轼自己的说法为据，证明苏轼“不能唱曲”，因而所作的词“多不入腔”。“不入腔”，自然就不符合词家的传统，故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词论》中批评苏轼等人“学际无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朱弁《曲洧旧闻》卷五也认为，苏轼作《水龙吟》咏杨花，“若豪放不入律吕”。
其实，苏轼并非乐盲，他不仅懂律吕，还有相当高的音乐修养。他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书彭城观月诗》中说：“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方迁岭表，独歌此曲，聊复书之。”这清清楚楚地表明他能自作歌词和自歌此曲。他不但自作自唱，还经常作歌让人传唱。如《哨遍（为米折腰）》词序中说：“陶渊明赋《归去来兮辞》，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兮辞》，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又如《水调歌头（呢呢儿女语）》词序中说：“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在这两个例子中都讲到“稍加隐括，使就声律”，说明作者能够根据律吕的要求去修改推敲文字，使之协律合腔。并且有些还作得相当好，晓畅音律的南宋著名词论家张炎在《词论·杂论》曾这样评论苏轼的《哨遍》词：“《哨遍》一曲，隐括《归去来兮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可见这个内行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从苏轼本集中看，他还作过不少其他歌曲。如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春天，苏轼“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挖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又“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楼中歌舞杂作，舟中人言，公显方会客也。觉而异之，乃作此曲，盖越调鼓笛慢”（见《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词序）。这些创作事实表明，说苏轼“不能唱曲”或不懂音律，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剩下的是如何看待他的“不协音律”的问题。
相当一部分人出于传统声律观念对苏词进行挑剔，他们中有的说苏词有“小不谐”，如黄庭坚说“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音律小不谐”（见《侯鲭录》卷八引）；有的升格一步，认为是“多不谐”，如晁补之说苏词“多不谐音律”（见《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还有的则干脆全盘否定，如李清照在《词论》中说的，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但也有一部分人则非常赞同苏词的作法，认为是突破陈旧的框框，体现了豪放的风格，如陆游说：“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陆游在此特意申明苏轼于音乐声律并非“门外汉”，他所作乐府词若有不协音律之处，只是因为他雄豪自放，不愿受声律束缚而已。类似的观点，以后来毛先舒说得最为详尽透彻。他先以具体事例分析了苏词不尽协律的情况：(www.xing528.com)
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
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调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当是“花”字断句。
然后，他对苏轼做出结论：“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由此看来，毛先舒对在大体遵守音律的基础上，对词的句法、叶法做些个别变动，是持赞同态度的。故他最后肯定苏轼如此作词，“亦词家一法”！
我们比较赞同后种意见，认为苏轼作词时的“不协音律”，恰恰表现了他懂得音律，但决不为传统的律吕观念所束缚的个性特征，说明他作词时以意为主，不拘泥于词调原有的格律，不愿对词硬加剪裁而牺牲了意义的表达。所以，苏词在外表看是“反常”的，而在本质上却是“合道”的。
正是由于苏轼雄才自放，超绝常伦，不汲汲于句读律吕，故遇困皆通，从而在传统的婉约派词风藩篱中突破出来，创立豪放派词风，“新天下耳目”，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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