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青少年时酷爱读书，大有所得，从此胸有万卷，道明气昌。发为文字，即如行云流水，驰骋曲折，无不如意。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必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对苏轼随自己意之所到，想当然地编造典故，并在主考官欧阳修再三追问之下泰然应答的这一情景，在叶梦得《石林燕语》中也有载录；而杨万里《诚斋诗话》则记得更为详细：(www.xing528.com)
坡来谢，欧公问：“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以袁熙妻赐予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从这个故事中，可知苏轼在参加省试的作文中所引尧、皋陶之事，其实并无历史依据；可是为了在行文过程中加强自己的论点，使文章显得更有说服力，他竟敢用“意其如此”的方法，杜撰出这些古之贤人的事迹，这种“离经背道”的做法肯定是一般人不能想象的，真可谓“反常”！然而，他以《三国志》中曹操与孔融之间的一席话为根据，摆出了自己“想当然”的理由，又不能不让人感到信服。难怪此文一出，欧阳修就“赏其豪迈，太息不已”（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围人也“已无不服其雄俊”（叶梦得《石林燕语》），罗大经则说他“将无作有，是古今议论之杰然者”。这样看来，它虽属杜撰，却杜撰得“合道”。苏轼在青年时代刚崭露头角时，就能不泥于经传，不囿于旧说，注意挣脱传统框框的束缚，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戛戛独造，使得文字“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苏轼《与二郎侄》），这对于他取得写作上的成功是很有关系的。金代赵秉文曾说，苏轼散文“譬如山水之状，烟云之势，风鼓石激，然后千变万化，不可端倪”（《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碑》）。由此看来，苏文一出，天下传名，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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