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宋学与经典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

傅伟勋撰著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一书，批判性地继承传统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结合西方之诠释理论，提出“创造的诠释学”五大辩证层次：一、实谓：原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二、意谓：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三、蕴谓：原思想家所说的可能蕴含什么？四、当谓：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五、创谓（必谓）：原思想家必须说出什么（创造性话语）？^[31]刘述先教授指出：实谓、意谓、蕴谓乃解释学范畴，近汉学、注疏体；当谓、创谓（必谓）相当于诠释学层次，近宋学之义理阐发。^[32]由此观之，诠释学自以解释学为阶梯，盈科而后进，方能达到《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境界。汉学与宋学之研治旗向，当如朱熹之《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自以章句训诂之考据学为阶梯，进而阐发义理学、性理学之精微，此之谓会通化成，相济为用。

宋儒解读《春秋》，实以汉唐注疏之考据学植其基，充分掌握经典之实谓、意谓、蕴谓诸解释学层次。由于汉唐先贤解释《春秋》或难餍人意，宋元儒者乃思独辟蹊径，另立乾坤。于是以推陈出新为手段，以自成一家为目标，就探究《春秋》之微辞隐义而言，信守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可作为从解释学进阶至诠释学之津筏。迨深造而有得，方能尽心致力于当谓、创谓之创造性诠释，而以独到生新之义理阐发为终极追求。诚如程颐《春秋传·序》所云：“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曾言：“朱子极重视注疏，其早年为《论语训蒙口义》即曰：‘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此则自始即以会通汉唐经学，于当时新兴理学家言为帜志。”^[33]朱熹为程朱理学之典型人物，倡导本之注疏，参之释文，期许阐发义理之精微，作为治学之向上一路。于宋学阐发精微之学科特色，已做具体之指陈与勾勒。

钱穆《朱子学提纲》又称：朱熹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及北宋诸儒，又釆及理学家言。探究其用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34]以解读《春秋》经为例，朱子推重古注，又兼采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程颐、胡安国等近当代诸家之说，正可见朱子于经学既传承古学、又开拓新意之精神。宋学相对于传统汉学，其特色正所谓绝出诸家、自出议论，以己意解经，稍尚新奇诸方面。一言以蔽之，曰汲古以生新而已矣。换言之，《春秋》宋学之形成，盖融合解释学与诠释学而一之，于是而有经学义理学，与经学性理学之开创与独到。要之，宋代经学儒学之开物成务，盖植基于前人训诂考据之成果，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尽心于义理阐发，致力于性理诠释。历宋、元、明、清，前后近千余年，是所谓宋学。(www.xing528.com)

以研治《春秋》为志业者，何妨以傅伟勋所提创造性诠释之五大辩证层面，检验汉唐《春秋》学家章句训诂之解释学；并以之比较宋元以降之《春秋》学，考察学者如何诠释孔子《春秋》经之微辞隐义，时措从宜，尤其检验《春秋》宋学诸名家大家，其富含当谓、创谓之经学诠释，是否存有《四库全书总目》所指杂、悍、党、肆诸诠释缺失？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质疑啖、赵以后之学者治经，或“凭私臆决，穿凿尤甚”；^[35]不妨检验上述四十位《春秋》宋学之经典论著，是否有此弊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非得失之判准，优劣偏全之权衡，当在属辞比事书法之运用何如而已。

孔子撰作《春秋》，既运以属辞比事之法，后人读《春秋》、治《春秋》，自当宗循其本，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则亦属辞比事而已矣。苟能通达属辞比事之法，则有关《春秋》之创作论、阅读论、批评论，乃至于经典之解释学、诠释学，多可以执简以御繁，日起而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