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石光霁《春秋书法钩元》、湛若水《春秋正传》、熊过《春秋明志录》、姜宝《春秋事义全考》、季本《春秋私考》、高攀龙《春秋孔义》、傅逊《春秋左传属事》诸书，要皆持属辞比事之《春秋》教，以破译《春秋》经之微辞隐义者。[26]其不假外求，以经治经之诠释方法，即所谓“求圣人之意（义），于圣人所笔之书”。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称《春秋》“甚幽而明，无传而著”，持此属辞比事之书法，以检验《春秋》之叙事传人，足以破译解读其中之微言隐义。
清代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称：夫子之《春秋》，仍以属辞比事四字为之解；其《春秋传》，以礼例、事例、文例、义例概括《经》文。事、文、义三者，为属辞比事之三要素，《孟子·离娄下》早已提示。“《春秋》以礼法修辞”，则赵汸《春秋属辞》卷四固已言之矣。万斯大《学春秋随笔》，亦运用比事属辞之法，推求《春秋》之微辞隐义。康熙御定《日讲春秋解义》、惠士奇《春秋说》、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皆以“爰始要终，张本继末”作为解经要法。方苞《春秋通论》《春秋直解》，则按其所属之辞，核以所比之事，俾通考全《经》，而始终相贯。庄存与《春秋正辞》以为：《春秋》之义，或不可书、不忍书、不足书、不胜书，故有辟之、隐之、去之、省之诸笔削书例。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以为：经主义，史主事；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章。姜炳璋《读左补义》则称：彼此相形，而得失见；前后相絜，而是非昭。（《左传》）触处，皆属辞比事之旨。[27]
清乾嘉文史学家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称：“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也。”《史德》云：“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28]章氏出以宏观视野，直指属辞比事之法，可用以诠释书法、史学、叙事、古文。咸丰间，张应昌著《春秋属辞辨例编》，为斯学集大成之著作：综考历代《春秋》学论著，总挈全经比属之义、屡书不一书比属之义、前后一事或事异义同比属之义、前后二事或事同义异比属之义，前后六卷，以阐发其中之书法义蕴。[29]晚清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称：《春秋》之义，是是非非，皆于其属合、比次、异同、详略之闲见之。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谓：借事明义，是一部《春秋》大旨。廖平《公羊何氏解诂三十论》指《春秋》：记事必有终始，纂词尤详本末。[30]凡此，皆运用属辞比事之书法，以诠释《春秋》经之微辞隐义者。(www.xing528.com)
要而言之，历代儒者硏治《春秋》，考索《春秋》之微辞隐义，其方法与途径大抵有四：或借笔削以观义，或按比事以显义，或凭属辞以见义，或爰始要终、张本继末以求义。自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左传》，董仲舒说《春秋繁露》，司马迁成《史记》，《三传》解释《春秋》，啖、赵鼓弃传从经，追求无传而著；乃至于孙复、王晢、刘敞、萧楚、孙觉、程颐、苏辙、张大亨、叶梦得、胡安国、高闶、陈傅良、吕祖谦、章冲、刘朔、张洽、李明复、吕大圭、家铉翁、赵鹏飞、汪克宽、程端学、黄泽、赵汸诸家之创造性诠释，继往开来，要皆灵活运用属辞比事之《春秋》教，而蔚为《春秋》宋学之辉煌成就。
其后，明、清《春秋》学者继起，持续发扬光大斯学，如明之石光霁、湛若水、熊过、姜宝、季本、高攀龙、傅逊，清之毛奇龄、万斯大、惠士奇、顾栋高、张自超、方苞、庄存与、孔广森、姜炳璋、章学诚、钟文烝、皮锡瑞、廖平诸家，亦皆运用属辞比事之书法，以之诠释《春秋》之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由于有门可入，有法可循，故多能深造有得，自成一家，不让宋元学者专美于前。世所谓《春秋》宋学，尽心于义理、性理之精微阐发，较诸汉学之专主章句训诂、名物考据，堪称创造性诠释，另类之经典解读。上述宋、元、明、清《春秋》学四十余大家名家，可作代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