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其中之褒贬抑扬，多出于孔子之独断别识，《孟子》所谓“窃取之”（私为之）者，故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词。[9]王安石以为：《春秋》比他经为难，《三传》又不足信，故《春秋》不列于学官，且戏称为“断烂朝报”。程颐《春秋传·序》称：《春秋》大义易见，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以朱熹之博学多能，平生却不敢说《春秋》。《朱子语类》载朱子言，称《春秋》难看、难知、难说、不可晓、自难理会云云，且谦称：“《春秋》熹所未学，不敢强为之说。”[10]《春秋》之难知、难领会，主要在于其叙事“都不说破”，“盖有言外之意”。[11]《四库全书总目》胪举宋学有四弊：一曰杂，各自论说，不相统摄；二曰悍，摆落汉唐，独研义理；三曰党，驱除异己，务定一尊；四曰肆，主持太过，各抒心得。[12]王安石目《春秋》为“断烂朝报”，厚诬古书古人最甚。而《四库》馆臣但揭示宋学有杂、悍、党、肆四大缺失，却未开立救病良方，能破而不能立，亦难餍人意。
准的无依，徒乱人耳目，将令研治经学者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笔者之学位论文，先后受教于周虎林教授，习得史学方法；师从黄永武教授，学得诗歌鉴赏方法。深知方法学之掌握，为学术探索之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得利之工具、适合之方法，有助于寻得登堂之阶梯，进而掌握入室之门径。有鉴于此，为研治《春秋》学，乃出入于汉唐经学之中，优游于宋、元、明、清《春秋》宋学之际，斟酌权衡者再，揣摩推敲者三，于是发现“属辞比事”之书法，可以作为研究《春秋》之津梁与锁匙。由于真积力久，日起有功，乃不揣冒昧，思将一得之愚，就教于学界。
《礼记·经解》称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13]称《春秋》为“断烂朝报”，固乱；研治经学而有杂、悍、党、肆之偏，亦乱。若凭私臆决，穿凿附会，尤乱之大者。欲禁乱、止乱、平乱，其惟运用“属辞比事之《春秋》教”乎！然则，何谓属辞比事？简言之，即连属辞文，排比史事之方法。属辞比事何以为解读《春秋》之不二法门？《春秋》为编年体，相关事迹不连贯，一也。历史之发展，以始、微、积、渐为脉络，二也。《春秋》多褒讳刺讥挹损之文辞，多借或笔或削以见义，非运用系统思维，通全书而观察之，不足以破译解密，三也。换言之，《春秋》微辞隐义之解读诠释，必须连属上下前后之文辞，类比、对比、比兴相近相反之史事，合数十年积渐之时势，而通观考索之，即可求得《春秋》都不说破之言外之意，此之谓属辞比事。[14]
若扬弃《三传》，独抱遗经，孔子作《春秋》所“窃取”之义，可以考索推求之乎？曰：亦无不可！仲尼笔削鲁史记，而作成《春秋》。《孟子·离娄下》揭示：“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强调其事、其文、其义三者，为《春秋》编纂学之三大要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15]亦提示义法之建构，以辞文之约饰、史事之去取为二大顶梁柱，而指义即隐寓于其事、其文之中。唐啖助、赵匡见孔子制作《春秋》，简易其文，昭著其义，乃提出“若能以直质见之，则可不俟传注而自通矣”之见解。于是梳理类例，提出“上下相应，而见其理”之法，是以终始本末诠解《春秋》。[16]其次，则揭示《春秋》缀叙之意十：悉书、省辞、变文、即辞、示讳，略常、记是、详内、阙略、损益。前五体，主约文属辞；后五体，尚编比史事，[17]开示《春秋》宋学无数法门。
宋胡安国《春秋传》，以《春秋》曾经仲尼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所谓传心，即推求孔子“窃取”之义。通观历代《春秋》学论著，然后知“唯义之求”，乃《春秋》学家治经之志业。然孔子曾云：“我欲载诸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胡安国《春秋传序》亦云：“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故孔子制作《春秋》，乃借其事、凭其文，以寄寓微辞隐义。仲尼《春秋》，固然因事而属辞；儒生读《春秋》、治《春秋》，则往往即辞以观义。由此可以考知，推求指义之方法有二：一、排比史事，足以求义。二、约文属辞，亦可以求义，此显而易见者。由于有门可入，有法可寻，故自孟子、董仲舒、司马迁、杜预、孔颖达以下，解读诠释《春秋》，多运以属辞比事之法，往往事半功倍，成效彰明较著。(www.xing528.com)
刘师培《左盦集》称：“爰始要终，本末悉昭，则记事以详为尚”，指此乃古春秋记事之成法。[18]孔子《春秋》，既笔削鲁史记（即《鲁春秋》，又称《不修春秋》）以成书，于是叙事传人之际，古春秋记事之成法于《春秋》中自有具体而微之体现。《左氏传》以历史叙事解释孔子《春秋》经，为突破编年体事迹不相连贯之缺失，于是左氏以始、微、积、渐为线索，叙述一事之始终、一人之本末，然后丝牵绳贯，脉络潜通，以得其事之是非成败、其人功过毁誉之史义。晋杜预《春秋序》析分《左传》释经之法：“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义，随义而发。”《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所云：“《春秋》一书，《经》则比事属辞，义多互发。”不止《春秋》如此叙事，《左氏传》亦化用比事属辞，原始要终，张本继末而叙事之。南宋吕祖谦《左氏传说》卷首，有《看左氏规模》一文称：“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19]代之升降、国之盛衰、君之治乱、人之变迁，乃至于一书之得失，皆有始、微、积、渐之脉络，事态发展自非一朝一夕之故。叙次“所由来久矣”之本末始终，有赖属辞比事《春秋》教之发用。
历史之发展，有始、微、积、渐之脉络，故《春秋》体现前后始末之叙事以因应之。元程端学《春秋本义·通论》称：“大凡《春秋》，一事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后相联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轻而至重；始之不慎，至卒之不可救者往往皆是。”解读《春秋》，必合数十年之通而后能见首尾，故程氏有大属辞比事、小属辞比事之说。[20]清顾栋高《读春秋偶笔》有见于此，亦称“《春秋》有只一书以见义者，不必属辞比事而可知也”；然而《春秋》书法多“屡书、再书、不一书以见义者，此须合数十年之通，观其积渐之时势”，始能洞晓圣人之意于字句之外。因此，顾栋高称引韩愈《赠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解说之曰：“‘究终始’三字最妙，此即比事属辞之法。”[21]由此可见，就人与事之始、微、积、渐，排比其史事，连属其辞文，张本继末，探究终始，通全《经》而观察之，自是考求指义之另一要法。
其事、其文、其义，为历史编纂学之三要素，《春秋》之笔削鲁史，《左氏传》之历史叙事，《史记》《汉书》《三国志》之史传文学叙事，乃至于《唐传奇》之叙事模式与架构，杜甫之叙事歌行所行属辞比事之法，欧阳修《新五代史》叙事之显隐偏全、总提分疏，大抵百家腾躣，要皆不越此藩篱。事、文、义三者之中，义尤居关键。义，犹将帅、如指针、似领航，故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称：“《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竹林》篇亦云：“《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盖《春秋》之叙事，以义为指归，其事、其文皆以义为马首是瞻，亦由此可见。桐城方苞倡古文义法，提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之口诀。盖义在先，法居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犹作文，未下笔先有意，意在笔先；犹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孔子作《春秋》，或笔或削之际，已落实“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之理念：虽未落笔，早已拿捏或抑或扬之别识于胸中，斟酌或褒或贬之裁断于方寸之内，然后史料之或取或舍乃有准的，辞文之或因或革方有依据，叙事步调方不错乱。若更进一步，如何编比史事？如何连属辞文？微茫杪忽之际，所以独断于一心，而见别识心裁者，皆丝牵绳贯于义，脉络潜通于义。总之，比事与属辞，讲究“如何书”之法，在在回龙顾主，万水朝宗，必然归本于“何以书”之义。
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称：“《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事具始末”，指比事以显义；“文成规矩”，即属辞以观义。若仅持属辞与比事之《春秋》书法，以推求孔子于《春秋》窃取之义，章学诚以为似有未足，故曰“不仅……已也”。因此，如何考索《春秋》之微辞隐义？层面当然有必要增广推拓。故章学诚续言之：“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22]《春秋》或笔或削之义，实为孔子独断于一心之别识心裁。表现于外，初为其事之排比，其文之连属；继则因应历史叙事、文学叙事之现实，遂转化为详略、异同、重轻、忽谨诸叙事书法。详略、异同、重轻、忽谨诸书法，皆相反相对，相衬相映。若持宏观视野，运用系统思维，于或笔或削之书法进行比对较量，当可见进退抑扬之间，可以互发其蕴、互显其义。作者作品之笔削大义，独断于一心之著述旨趣，可以呼之欲出，甚至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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