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之方法，汉唐以来，多重章句名物，采训诂考据，若《十三经注疏》之伦。中唐啖助、赵匡辈，摆落传统注疏，尝试以己意解经，韩愈《赠卢仝》诗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以为《三传》不足信，即使弃传从经，亦可以“无传而著”。啖、赵之说，影响宋人之疑经疑传，间接促成经典之创造性诠释。
陈寅恪曾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亦指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是空前绝后的。[1]赵宋开国，由于宋型文化之濡染陶铸，儒学之研究亦体现创新开拓之气象。[2]治经不复以训诂考据为已足，亟思借力使力，乘筏登岸，另辟一立地乾坤，别开一崭新天地。若北宋邢昺之著《论语注疏》《尔雅注疏》，南宋朱熹之《四书集注》《诗集传》者然。[3]研治经学之风尚，由注重训诂考据，转变为偏向义理、性理之精微阐发。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所倡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推衍出所谓宋清千年一脉论，与之相较，可谓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4]
时至清代乾隆、嘉庆间，汉唐注疏之学复盛，专重章句名物、训诂考据。于是汉学、宋学渐行渐远，竟成楚河汉界，不能相通，纷纷扰扰，势同水火。[5]《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以为：两千年来之儒者，治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其实，就汉学、宋学之成就而言，各有其优劣得失：“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6]居今之世，已时移势异，实不必再蹈汉宋意气纷争之陋习。《四库》馆臣主张会通汉宋，考据与义理兼融并济，此固大道之公论。(www.xing528.com)
宋人生于汉唐之后，通儒达人治经，固然以义理阐发、性理诠释为主体，其中亦不乏凭借汉唐注疏之学为根柢，利而用之者。雕版图书在宋代，作为商品经济，最可反映供需相求之信息：传世宋刻经书注疏版本一百零八种，《左传》共二十七种，数量居冠。其次为《礼记》十八种，《周礼》十四种，《尚书》十种，《周易》《毛诗》各八种，其余经书二至四种不等。印本图书作为知识传播之媒介，基本反映南宋时期经书传播之现况：经书以《左传》最受青睐，其所刊刻者，实以注疏本为主流，而义理阐发者不与焉。此一信息，与《宋史》中的《儒林志》《艺文志》所载并无不同。[7]衡以传播、阅读、接受、反应之学理，宋代治经风尚，看似以义理阐发为主轴，实则兼容并治章句训诂之学，利用而厚生之。换言之，研经学风之旗向，仍徘徊于两端，依违于考据与义理之间。此一依违现象显示：在汉学典范成功转移为宋学典范之前，宋人始终尽心于新平衡之寻觅，致力于新模式之建构。因此，有此游移之双重模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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