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微婉显晦，推见至隐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说《左传》解释《春秋》，其例有五，司马迁以降所谓“义法”说，已胎始于此。《春秋》五例之五，为惩恶而劝善，即“何以书”之“义”。前三者涉及曲笔讳书，笔者称为忌讳叙事；与尽而不污之直书，同属“如何书”之“法”。曲笔与直书，犹二律悖反，皆丝牵绳贯、脉注绮交于其义。曲笔与直书，蔚为中国叙事传统之两大书写手法，源远流长，值得关注。晋杜预《春秋序》说曲笔曰：

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例，以示大顺，诸所讳辟，壁假许田之类是也。^[94]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三者，为曲笔讳书之手法，与“尽而不污”之直书，犹鸟之双翼相反相成，皆忌讳叙事之常法。典出《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谓《春秋》之书法，措辞简要，而旨趣显豁；明载史实，而意蕴含蓄；婉转曲折，而顺理成章。^[95]此一曲笔讳书之手法，《左传》于解释《春秋》之微辞隐义时，呈现最多。笔者最近完成《〈春秋〉曲笔、直书与〈左传〉之历史叙事——以书薨、称弒之书法为例》《〈春秋〉曲笔示义与〈左传〉之比事属辞——以书灭之书法为例》《〈春秋〉直书楚灭华夏与〈左传〉以史传经——以属辞比事之书法为例》《〈春秋〉直书灭华与〈左传〉资鉴之史观——以直书华夏相灭、狄吴灭华为例》四文。^[96]由此可知，曲笔讳书，无疑为《春秋》“如何书”之重要书法。

孔子作《春秋》，于定、哀之际多微辞；司马迁著《史记》，叙楚汉之争、汉初以来，尤其武帝时期，相当于《春秋》定、哀之际，“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故亦多曲笔讳书。《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称：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97]

春秋定、哀之际，就孔子作《春秋》言，为近代、现当代之历史书写，其中自多“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于是史家叙事而有“微婉显晦”之忌讳书写。司马迁身处汉初一统天下之后，情境类似。《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所云“《春秋》推见至隐”，晚唐孟啓《本事诗》所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指称之“推见至隐”，要皆指《春秋》书法曲笔讳书之发用。盖杜甫身陷长安沦陷区，身经目历安史之乱，犹孔子身处定、哀之际，司马迁书写楚汉之争以来事迹。举凡近代、现当代之历史，其中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者必多，将如之何着墨，方能“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发用微婉显晦之《春秋》书法，落实主文谲谏之讽喻传统，讲究忌讳叙事之写作艺术，当不失为明哲保身、两全其美之策略与法门。

杜甫新题乐府之叙事歌行，世所谓“诗史”者，取材“直书其事”，而措词技法，则多运化“推见至隐”以叙事，曲笔讳书或为尊者讳，或为讳国恶，堪称《春秋》书法之绝佳体现。以微婉显晦之书法品评诗人诗歌者，宋代诗话首见司马光评杜甫《春望》诗，所谓“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迹矣”^[98]。“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两句，诚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矣！刘知几《史通·叙事》所谓“尚简”“用晦”，皆曲笔之美学效应。此外，杨万里《诚斋诗话》论《诗》与《春秋》相表里，持“微婉显晦”书法，轩轾刘长卿、陈克、李义山有关唐明皇宫闱之叙事得失。^[99]若持微婉显晦之曲笔书法，观照杜甫叙事歌行，论说举例详明者，莫过于南宋张戒（？—1160）《岁寒堂诗话》所述。如云：

……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如放归鄜州，而云“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昭许归蓬荜”。新婚戍边，而云“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壮游》云：“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洗兵马》云“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礼。孔子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100]

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惟杜子美则不然，《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美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题云《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101]

《岁寒堂诗话》，征引杜甫《北征》《壮游》^[102]《洗兵马》^[103]诸新题乐府叙事歌行，称“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礼”。又品评商榷唐代诗人吟咏杨贵妃之手法，持杜甫《哀江头》诗，与白居易《长恨歌》、元稹《连昌宫词》相比较，以为杜甫所作“词婉而雅，其义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元、白二人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文尾更云：“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云云，文约而事丰，乃“微而显，志而晦”之具体表现。试征引杜甫《哀江头》诗如下，以资比较。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104]

杜甫《哀江头》诗作意，诚如明黄生《杜诗说》所云：“诗意本哀贵妃，不敢斥言，故借江头行幸处标为题目耳。”^[105]杜甫以“昭阳”“同辇”两句十四字，形象地体现出杨贵妃之专宠与绝色。不敢斥言，故曲笔讳言太真，但旁指辇前才人，侧笔烘托。张戒推崇“此意尤不可及”，此即舍正面而取旁面之烘云托月法，是所谓侧叙。“翻身”“一笑”两句亦形象灵动，活绘出“一时行乐可喜”之事，果然笔端画出，宛在目前。诚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者。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亦点出：“苑中生色，佳丽多也。昭阳第一，宠特专也。同辇侍君，爱之笃也。射禽供笑，宫人献媚也。”总之，叙贵妃游苑，极写盛时之乐事。^[106]“明眸”“血污”“清渭”“去住”四句二十八字，叙死别生离、马嵬西狩之悲情。张戒特赏“江水江花”一句，以为“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通全诗观之，遂评为“词婉而意微”。

唐刘知几《史通》《叙事》，标榜尚简、用晦、贵曲之叙事书法，多举《左传》叙事为例。^[107]由此观之，杜甫作《哀江头》诗，张戒所谓词婉，即是刘知几所云《左传》叙事之贵曲；而《左传》叙事之尚简、用晦，其审美效果即表现在“意微”之特色上。《岁寒堂诗话》总结：“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诚然有见之言。唐刘知几《史通·叙事》所谓“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词组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108]尚简、用晦之道，杜甫诗史之叙事有之。

刘知几《史通·叙事》标榜之“尚简、用晦”，即是微、婉、显、晦之《春秋》书法，杜甫薪传此一书法史法，除了《哀江头》之外，尚有《丹青引》^[109]《赠花卿》《戏作花卿歌》诸诗，诸家诗评亦多以为“微而显”“语句含蓄”。先说杜甫所作《丹青引》，宋许《彦周诗话》称：(www.xing528.com)

东坡作《妙善师写御容》诗，美则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将军下笔开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后说画玉花骢马，而曰“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此语微而显，《春秋》法也。^[110]

许《彦周诗话》说诗，以为杜甫《丹青引》超胜苏轼《妙善师写御容》诗，主要在《丹青引》能妙用“微而显”之《春秋》法。若就此言之，则“微而显”之《春秋》书法，止在辞文简约，近乎俗所谓简单而明了而已。辞文之修饰，固是《春秋》书法之形式，然而最可贵者，除了文约事丰之“简要”外，尚有“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之用晦之道。^[111]杜甫《丹青引》，小中见大，极写丹青手曹霸之荣枯，以见唐朝一世之盛衰。曹霸之荣华与唐明皇开元天宝之盛世共始终；曹霸之清苦潦倒，与安史之乱皇朝由盛而衰相消亡。杜甫《丹青引》之属辞比事，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切合《史通》所强调之叙事要领。而原始要终，见盛观衰，其义多归于资鉴。

黄永武教授发现：杜甫笔下的马，暗示国势的盛衰，如《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是。马，又同时绾连先帝的追思，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全诗是以先帝为核心，一人有庆，兆民是赖。综观这位画家的出身，荣遇及晚年的穷困，一身的盛衰就系于先帝事业的盛衰。”^[112]小我的荣枯，系于大我的盛衰，此自是“举轻以明重”，举细小以窥宏大之《春秋》书法体现。作于大历二年之《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杜甫叙写相隔五十年，时空错位，先后观看师徒二人之剑器舞，由师徒之沧桑经历，自可窥见开元天宝五十年间之治乱盛衰。《春秋》书法，或举轻以明重，或即细以见大，杜甫叙事歌行有之。

杜甫《赠花卿》^[113]《戏赠花卿歌》^[114]，以及《丽人行》^[115]，诸家诗评，或以为“微而显”，此辞微而义隐；或以为意在言外，可与风雅代兴。如：

世人谓杜子美《赠花卿》诗，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之句，因误认花卿为歌妓者多矣。按：花卿盖西川牙将，尝与西川节度崔光远平段子璋，遂大掠东川。故子美复有《戏作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我卿绝代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当时花卿（金定）跋扈不法，有僭用（天子）礼乐之意。子美所赠，盖微而显者也。不然，岂天上有曲，而人间不得闻乎？^[116]

炘案：此《丽人行》诗之妙，在于意在言外。……余尤爱……李安溪之论。……李云：欧阳文忠言：“《春秋》之义，痛之深，则词益隐，子般卒是也。刺之切，则旨益微，《君子偕老》是也。”此诗实与“美目巧笑”“象揥绉”同旨。诗至老杜，乃可与《风》《雅》代兴。^[117]

花卿，指花金定，在蜀中虽有一时平贼之功，然骄恣不法，川民苦之；杜甫为作《赠花卿》《戏作花卿歌》。因“切当时之文而罔褒”，“多忌讳之辞”，故书法出于“微而显”，运化了“推见至隐”之《春秋》书法。明杨慎《升庵诗话》称：“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118]此谓含蓄不露，有风人之旨，与《春秋》推见至隐之书法同功。至于郭曾炘《读杜札记》品评杜诗《丽人行》，援引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所谓“《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119]论证《春秋》与诗相表里。郭氏援引，稍变其文，言“痛之深，则词益隐；刺之切，则旨益微”。今考乾隆皇帝御定《唐宋诗醇》，以“微而显”品评《丽人行》，以为“托刺微婉，意指遥深”，可以相互发明。要之，微婉显晦，固《春秋》之教，亦诗歌风雅代兴之法门也。

书写近代、现当代史事，容易触忌犯讳。尤其攸关“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临文下笔之际，理当再三斟酌权衡。孔子作《春秋》，何以“至定、哀之际则微”？主要因为“切当世之文而罔褒”，故多出以曲笔讳书。杜甫身当开元、天宝之后，安史之乱之际，叙事传人自然回归主文而谲谏之诗学传统，以期“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诗主讽谕美刺，史主劝惩褒贬，同归而殊途，此又一证。如诸家品评《北征》《哀江头》，多提倡曲笔，而用讳言讳书：

唐人咏马嵬之事多矣。世所称者，刘禹锡曰……白居易曰……此乃言官军背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诛贵妃也。非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亦失事君之礼。老杜则曰：“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乃是明皇畏天悔祸，赐妃子以死，无与官军也。立言有体，深得为君讳恶之义。^[120]

《春秋》有三讳，成公九年《谷梁传》曰：“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121]唐啖助曰：“盖讳，避之也。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122]唐人咏马嵬坡事，或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如宋洪迈《容斋随笔》所云。或曲笔讳书，隐约其辞，如上征引魏泰《临汉隐溪诗话》所言，是所谓“为尊者讳耻”。如杜甫所作《丽人行》《哀江头》《北征》诸什，诚如宋史绳祖《学斋占毕》所言：“窃谓前贤歌咏前世之事，可以直言；而当代君臣，则宜讳国恶。”^[123]杜甫《北征》诗优为之，能为明皇讳饰，故诸家交相称美：魏泰所谓“为君讳恶”；史绳祖所谓“宜讳国恶”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亦援引重说，主张对君后之过恶，皆当曲笔讳书。^[124]再如宋俞文豹《吹剑录》，由于君君臣臣之政治伦理，故当为君王讳恶。如云：

鲁昭公娶于吴，为同姓。孔子答陈司败之问，曰“知礼”，盖为君讳也。晋献公惑骊姬之谮，申生曰：“君安骊姬”，盖为父隐也。唐天宝之乱，兆于杨贵妃，杜子美身罹其祸，《北征》诗上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哀江头》诗虽稍述其事，而恻然有《黍离》闵周之意。至白乐天《长恨歌》、元微之《连昌宫词》，直播其恶于众，略无忌惮。李太白《上皇西巡歌》，及歌永王璘渡江，亦谓之东巡。……全无君臣之别矣。^[125]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娶妻不娶同姓。今鲁昭公娶于同姓，故孔子答问曰“知礼”，所以为鲁君讳耻也。犹晋献公惑于骊姬，太子申生声称“君安骊姬”，所以为亲者讳疾也。生乎当代，对于当朝君王之过恶耻辱，自当“避其名，而逊其辞”，不宜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否则，将大伤君臣伦理之情谊。俞文豹《吹剑录》肯定杜甫《北征》《哀江头》诸诗之曲笔讳书，批评白居易、元稹之咏杨妃，是“直播其恶于众，略无忌惮”；而李白咏上皇，及歌永王璘，“全无君臣”上下之伦理。观宋人论唐代宫闱嬖昵，以为当宗法《春秋》曲笔讳书之书法，为较普遍之共识。一般而言，相较于“直辞咏寄，略无避隐”，略胜一筹。诸家品评杜甫乐府新题之叙事歌行，多举《春秋》曲笔讳书以为佐证。

由此观之，杜甫叙事歌行之微婉显晦，曲笔讳书，固为《春秋》书法之体现；亦杜甫兑现《祭当阳君文》之信约，对于十三世远祖杜预“不敢忘本，不敢违仁”之承诺。于是，除“诗是吾家事”之外，结合诗歌、叙事，融铸经学与文学，而蔚为家学之薪传与发用，有如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