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征引《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阐发《春秋》书法，有所谓“为例之情有五”者。其四云：
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73]
直书与曲笔，书法不同。事有曲直，人有是非，叙事传人，如实呈现，所谓不隐不讳，直书其事，此之谓直书。盖事外无理，理在事中。因此，不劳解释，毋庸说明，是非美恶、功过得失，自见于言外。可作信史，堪称实录。杜甫长于叙事，书写安史之乱前后身经目历之时事，年月、地理、情事本末晓然，信而有征，多可据依。故宋陈岩肖《庚溪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姚宽《西溪丛话》，率称为“诗史”，以为杜诗叙事足补唐史之阙漏。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唐诗无避讳》条，援引大量杜甫所作新乐府叙事歌行，以论证“直辞咏寄，略无避隐”之《春秋》书法传统，于杜甫诗史颇有薪传与发扬。如云：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今之诗人不敢尔也。[74]
就素材之取舍选用而言，“直书其事，具文见义”，杜甫叙事歌行所谓诗史者极多。洪迈《容斋续笔》所列杜甫诗，《三吏》《三别》之外，《前出塞》《后出塞》《兵车行》《哀王孙》《哀江头》《丽人行》《悲陈陶》[75]《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76]诸什，所谓“直辞咏寄，略无避讳”者，率皆为新题乐府叙事歌行。《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载朱熹说《春秋》，如云：“《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又曰：“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又谓“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云云。[77]朱熹据实直书之《春秋》观，与其征实精神密切相关。[78]杜甫叙事歌行之“直辞咏寄”，固然为历史叙事书法之一，且为上承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谓“尽而不汙”之直书传统，亦由此可见。
宋人所作序跋、诗话、笔记，对于“杜工部似司马迁”之议题颇感兴趣，多所发挥。尝试考之，杜诗与《史记》相似处，在于据事直书，以叙为议为多。[79]试观宋代诗话、笔记，对于杜甫诗歌与直书、实录之关联颇多着墨，可以知之。如云：
观甫诗与唐实录，犹概见事迹，比《新（唐）书》列传，彼为踳驳。[80]
（子美）《投赠哥舒翰》诗，盛有称许；然《陈涛斜》《潼关吏》二诗，直笔不少恕，或疑与素论反。余谓：翰未败，非子美所能逆知；至于陈涛斜、潼关之败，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何相反之有？[81]
宋王洙称，杜甫诗“概见事迹”，可以媲美唐实录，了无《新唐书》踳驳之病。杜甫与房管相善，《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诗[82]，颇称许哥舒翰。然房管兵败陈陶斜，杜甫作《悲陈陶》诗，伤主帅之轻敌；哥舒翰军败潼关，杜甫作《潼关吏》，嘱咐防关将：“慎勿学哥舒”，遂致疑于学者，以为后诗似与杜甫素论相反。刘克庄驳斥之，以为并非相反不一，且推许杜甫所作二诗“直笔不少恕”。唯直笔不恕，是以赢得“诗史”之佳誉。
明清学者解读杜甫叙事歌行，揭示其直书、实录者亦不少。如对《前出塞》《后出塞》《哀王孙》《哀江头》《三吏》《三别》诸诗之品评，可窥一斑。如明黄生《杜诗说》：
前后《出塞》，皆讽明皇黩武之事。交河之役以遣戍，故其辞怨；蓟门之役以召募，故其辞夸。然两番虽静，禄山继反，是徒搜狐兔之穴，而不知虎狼之在门内也。诗但具其事，而讽刺之意自见于言外，此真乐府正音，固不在区区字节句比耳。[83](www.xing528.com)
黄生评杜甫前后《出塞》，以为“但具其事，而讽刺之意自见于言外”，此朱熹论《春秋》，所谓“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晋杜预《春秋序》所标榜之直书精神，杜甫确定落实“不敢忘本，不敢违仁”之《祭文》承诺。于“诗是吾家事”之外，于《春秋》《左传》果能克绍箕裘矣！又如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品评《哀王孙》《哀江头》：
开元之际，几于贞观盛世。及天宝末，不唯生民涂炭，而妻子亦且不免。读《江头》《王孙》二诗，至今犹惨然在目。[84]
曲江头，乃帝与贵妃平日游幸之所，故有宫殿。公追遡乱根，自贵妃始。故此诗直述其宠幸宴游，而终之以血污游魂，深刺之，以为后鉴也。[85]
杜甫于安史之乱，身经目历，体会深刻。故《哀王孙》诗据事直书，多可征信。王室之仓皇逃难、两京之沦陷不复，王孙之颠沛狼狈，明皇之传位肃宗，皆一一叙记之，所谓“书一代之事”也。故读杜诗，可以知世变。《哀江头》诗，首先追叙贵妃游苑事，极言盛时之乐；其次，感慨马嵬西狩事，深致乱后之悲。天宝之乱，杨妃实为祸阶，讽喻自见于言外。清顾炎武《日知录》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86]笔者以为，于叙事中寓论断，不唯司马迁能之，左丘明传《左氏》亦优为之，此自是历史叙事传统中，“比事见义”之法门，晚清皮锡瑞所谓“藉事明义”之法。[87]杜甫叙事歌行，亦唯书事迹，排比真相而已，不作论断与抑扬。虽然，而论断抑扬自见于言外。试与《旧唐书》《唐鉴》《明皇杂录》诸史著对读，乃知杜甫诗史诚然“书一代之事”也。
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诗，[88]自“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以下二十句，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叙事中多寓含议论，如狮子吼，令人发上指冠，其义多不说破，大抵见于文字之外。故仇兆鳌《杜诗详注》评此诗“蚩尤塞寒空”一段，称“上四，见不恤苦寒；下四，讥恣情荒乐”；“彤庭所分帛”段：“上四，叙事，下六托讽”；“况闻内金盘”段：“前八叙事，后四托讽”，[89]夹叙夹议，论断自在其中。
再如《三吏》《三别》，于杜甫诗史、叙事歌行中，报道征战不已，天下离乱，家破人亡，民不聊生之实况。杜甫据事直书，征存一代史事，尤其具体而微。诚如诸家所言：
师氏曰：从《新安吏》以下，至《无家别》，盖纪当时邺师之败，朝廷调兵益急，虽秦之谪戌，无以加也。[90]
卢元昌曰：先生以六族安万氏，使民有室家之乐。今《新安》无《石壕》遣妪，《新婚》有怨旷之夫妇，《垂老》痛阵亡之子孙，至（《无家》）战败逃难者，又复不免。河北生灵，几于靡有孑遗矣。[91]
清钱谦益《钱注杜诗》，着重以史证诗；钩稽历史，覆按杜诗，所谓“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92]《新安史》，驱民守东都；《石壕吏》，驱民守河阳；《潼关吏》，筑城以备胡。《新婚别》，暮婚而晨别；《垂老别》，垂老而从戎；《无家别》，征人归乡而无家。要皆安史乱后之实况，杜甫以新题乐府叙记所见所闻、所感所知，足补正史之缺略。
钱谦益注杜诗之《三吏》《三别》，于《新安史》援引《旧唐书》《资治通鉴》《安禄山事迹》；于《潼关吏》笺注，援引《雍录》《元和郡国志》《哥舒翰传》；《石壕吏》则援引《一统志》《元和郡国志》。明王嗣奭《杜臆》称：“上数章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往来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93]杜甫身经目击，比其事而属其辞，因而以类相从，叙次“相州师溃败”之史事。排比史事而直书之，而事之是非曲直，人之功过毁誉，自见于言语之外。要之，此即薪传《左传》历史叙事之传统，于叙事中寓论断，所谓比事以见义之《春秋》书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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