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学之研究，至清代而诸家争鸣，多有所得。清乾隆御纂《唐宋诗醇》，品评杜甫《北征》诗，特提“行属辞比事之法”。此一提示，于诗史研究、乐府叙事歌行之探讨、叙事诗与《春秋》书法之关系，颇有画龙点睛之启示作用。其言曰：
（杜甫）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属辞比事之法，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有五言以来，不得不以此为大文字也。[37]
《唐宋诗醇》直指杜甫《北征》诗：“行属辞比事之法”，无异宣称：《北征》诗，实乃杜甫运化《春秋》书法之杰作。考察“属辞比事”之法，乃孔子笔削鲁史记，做成《春秋》之历史编纂学。其法，以义为主脑、为将帅，进而选择取舍素材，以体现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重或轻之书法来。事有主从、大小，故行属辞比事之法，而有详略、重轻、断续、正反、前后之斟酌取舍。[38]要之，属辞之方，或比事之法，至《左氏》传《春秋》，出以历史叙事，逐渐衍化为增删、详略、重轻、正反、前后、序列之叙事艺术，此皆《春秋》借由或笔或削之取舍，以见微辞隐义之方法。试以《北征》诗为例：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穉，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能说。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祅气豁。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何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39]
运行属辞比事之法，作为叙事歌行、杜甫诗史，最少必须经由三道程序：其一，史事经由或笔或削，或取或舍之斟酌。其二，事之编比，体现为主从、我他、详略、重轻、异同之精心安排；辞之连属，表现为增删、断续、显晦、曲直、虚实、繁简、正反、前后之巧妙剪裁。其三，曲终奏雅，卒章显志，点醒叙事之旨趣，凸出诗人之旨义。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品评杜甫五古长篇：“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于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40]断续、旁插、转接法之运用，清方苞论义法，有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者，[41]即此是也。盖意在笔先，以意运法，往往能脉注绮交，转接无象。语虽不接而意脉相接，饶横云断岭之奇，《春秋》如此作成，杜甫叙事歌行，自亦如此运作与表现。
宋范温《潜溪诗眼》，载黄庭坚论杜甫《北征》诗曰：“若论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风》《雅》《颂》相表里，则《北征》不可无。”[42]杜甫叙写安史之乱前后，身经目历，现身说法之历史，是所谓“书一代之事”，是即孟啓《本事诗》所云之诗史。《北征》诗才六百言，而能“书一代之事”；犹孔子作《春秋》，才一万六千余言，却书写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笔削之讲求，史事之选取，辞文之修饰，必期于谨严而有法度。否则，将难以企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今持以视杜甫作《北征》诗，“书一代之事”，何尝不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杜诗与《春秋》之书写，自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代诗话、杜诗学专著，究竟如何评赏《北征》诗？综合而观，殊途同归，大抵指向属辞与比事之叙事书法体现。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清杨伦《杜诗镜铨》所言：
长篇最难，……至杜子美《北征》《述怀》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也。[43]
首叙辞朝恋主之情，即总伏一篇意。……末复追述初乱，终以开创之大业属望中兴。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结，是始末大章法。[44]
宋范温《潜溪诗眼》，称杜甫《北征》诸长篇“如太史公纪传”；清沈德潜《说诗晬语》评论杜甫五古长篇，“运《左》《史》法于韵语中”；先后点出杜甫叙事歌行与叙事传统之源流关系。“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为古《春秋》纪事之成法；[45]故《春秋》《左传》《史记》之历史叙事传承之，遂成传统叙事学之重要方法。清杨伦《杜诗镜铨》评《北征》诗，分析“首叙”“末述”“终以”之结构，且谓“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结，是始末大章法”。此固近《史记》“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46]；推而上之，更切合《春秋》《左传》叙事张本继末，原始要终之要领。[47]属辞比事之《春秋》教，表现之层面有三：比事见义，属辞示义，以及比属观义。[48]其中，合比事与属辞而观义，乃清代章学诚所谓“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之叙事法。[49]来龙去脉井然，叙事见终始本末，此杜甫《北征》有得于传统叙事学者。
何谓比事见义？大抵指类比、对比相关史事，以见作者之孤怀独断、别识心裁者。就《春秋》学观之，诸家说属辞，多兼含比事而言之，如元赵汸《春秋属辞》，晚清张应昌《春秋属辞辨例编》是。清代孔广森《公羊通义》云：“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章”[50]；晚清张应昌《春秋属辞辨例编》亦云：“圣经书法，必联属其辞，排比其事，而（其义）乃明。”[51]中唐啖助、赵匡等倡“《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既舍传矣，又如何考求经旨？上文所述张本继末，探究终始，自是其中一法；梳理叙事，以排比事迹见义，又是一法。[52]清仇兆鳌《杜诗详注》评《北征》诗，可作杜甫诗比事见义之例证：
大约“菊垂”以下，皆邠土风物，此属佳景；“坡陀”以下，乃鄜州风物，此属惨景。周甸注：“途中所历，有可伤者，有可畏者，有可喜者，有可痛者。”……“裋褐”以上，乍见而悲，极夫妻儿女至情。“老夫”而下，悲过而喜，尽室家曲折之状。……此章大旨，以前二节为提纲，首节北征问家，乃身上事，伏第三、四段。次节恐君遗失，乃意中事，伏五、六、七段。[53]
其事、其文、其义，为传统叙事学的三大顶梁柱。方苞说《左传》《史记》叙事义法，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可以推拓至其他传统叙事。简言之，义为先，法在后，世所谓胸有成竹，所谓未下笔先有意，即此之谓。诗人纂组篇章，叙述事态，与史家排比史事，叙说历史，其中之笔削去取，重轻详略，并无不同。清仇兆鳌《杜诗详注》说杜甫《北征》诗，称“此章大旨，以前二节为提纲”，首节“北征问家”，次节“恐君遗失”，一为身上事，一为意中事。此二义，贯通全诗。此就《左传》之历史叙事而言，长篇多于篇首提挈纲领，可以驾浩瀚而御烦琐，如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首揭“报施、救患、取威、定霸”；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篇首亦揭示“德、刑、政、事、典、礼不易”。[54]《史记·魏公子列传》特揭魏公子“仁而好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此之谓“提叙”。杜甫《北征》，叙途中之身经目历，归家之悲喜情怀；场景之选用安排，悲喜苦乐之次第书写，要皆与历史叙事之比事见义暗合。邠土风物之佳景，与鄜州风物之惨景，安排对比映衬，讽喻自在言外。即途中经历言，排比可伤、可畏、可喜、可痛苦诸场景语境，而安史之乱前后之史事，宛在目前。第四段，重叙、详叙收京阙、捣贼巢之殷望；第五段，以颂圣断、卜中兴为主调。[55]要之，亦多吻合统一原则，选用相关景象，类比显义，可以考见诗人之胸襟与抱负。要之，多可与比事见义之《春秋》教相发明。
杜甫所作乐府叙事歌行，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论其“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之诗篇，当数作于成都西郊之《草堂》诗，允称“书一代之事，具一代之兴亡”之诗史。《草堂》诗云：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请陈初乱时，反复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其势不两大，始闻蕃汉殊。西卒却倒戈，贼臣互相诛。焉知肘腋祸，自及枭獍徒。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弧矢暗江海，难为游五湖。不忍竟舍此，复来剃榛芜。入门四松在，步屟万竹疏。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余。[56]
此诗之创作背景，所谓草堂去来者，清钱谦益注《钱注杜诗》，历史考证极为明白：“宝应元年（762）四月，严武入朝。七月，剑南西川节度使徐知道反。八月，伏诛。公携家避乱往梓州。广德二年（764），武镇剑南，公复还成都草堂。”[57]清杨伦《杜诗镜铨》评杜甫《草堂》诗：“以成都治乱，为草堂去来，四句领起全意”；且称：“以草堂去来为主，而叙西川一时寇乱情形，并带入天下，铺陈终始，畅极淋漓，岂非诗史？”[58]明黄生《杜诗说》亦以为：“起四句，略叙去来之故，为诗之纲；以后分两段细叙，为诗之目。”[59]由钱谦益之说，知杜甫草堂去来之本事。自杨伦、黄生之说观之，杜甫《草堂》诗之叙成都治乱，可目为“诗史”者，起首亦采《左传》《史记》惯用之提叙法。起首将一篇大旨提明，而后叙事有法，言之有序。(www.xing528.com)
唐刘知几《史通·载言》称，《左传》叙事之特色，推崇为“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60]。于是乎叙事记言，同在一传之中；“言事相兼，烦省合理”，遂成《左传》以下，包含《史记》等史传文学之叙事策略。《史通·叙事》论叙事之体有四，除了直纪其才行，唯书其事迹之外，叙事中安排对话，即是“因言语而可知”之言叙法、语叙法。[61]《左传》《史记》诸史传叙事之妙者，多出以拟言代言、藉言记事；要皆亹亹有味，令人览讽忘疲。杜甫作诗，薪传十三世祖杜预之《春秋》《左传》家学，故叙写安史之乱前后之史事，叙事中多掺杂记言，或设为问答，如《兵车行》《哀王孙》《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诸什。文情活泼，语言生动，诚如诸家评论所言：
（《兵车行》）首段，叙送别悲楚之状，乃纪事；下二段，述征夫苦役之情，乃记言。次提过者行人，设为问答，而以“君不闻”数语作收应。[62]
（《哀王孙》）次段叙事，记当时避乱慝身之迹。……“问之”四句，备写痛苦之词，并狼狈之状。……末二语，又反复以致其叮咛，曰慎勿疏，戒之也。[63]
（《新安吏》）从点兵后，记一时问答之词。[64]
（《潼关吏》）“修关”一句，公问词。“连云”以下，吏答词。[65]
（《新婚别》）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设为问答，此《三吏》《三别》诸篇所自来也。[66]
叙事文学而穿插对话，不但言事相兼，烦省合理，而且能化场景为真实之舞台，变人物为活生之演员，最能耸动声情，浮现意象。笔者以为，叙事兼含记言，问对之功能有四：一曰刻画个性，表现情怀；二曰推动情节，逆料未来；三曰展示场景，省却解说；四曰交代枝节，统摄琐微。[67]钱锺书《管锥编》称：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且指出《左传》之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68]《春秋左氏传》于杜甫，因十三世祖杜预之“《左传》癖”而成家学。故杜甫以叙事歌体，创作《三吏》《三别》，以及《兵车行》《哀王孙》诸新乐府诗，对《左传》家学之传承发扬，果然“肯堂肯构，克绍箕裘”。尤其《三吏》《三别》之问答，《杜诗详注》以为渊源于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笔者则以为，若推而上之，当根源于《左传》之语言交际与应对。
至于《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之拟言代言，仇兆鳌《杜诗详注》已稍作提示，如：
（《石壕吏》）二段，备述老妇诉吏之词。陆时雍曰：“吏呼”二语，便当数十言。[69]
（《新婚别》）王嗣奭曰：此代为妇人语，而揣摩以发其隐情。
（《垂老别》）通篇皆作老人语，首为垂老从戎而叹也。[70]
（《无家别》）通章代为征人之语。[71]
杜甫叙事短章，完整具足，犹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亦犹山水画卷，尺幅而有千里之势。《石壕吏》之老妇，《新婚别》之新妇，《垂老别》之老人，《无家别》之征人，杜甫作诗多出于拟言代言，能设身处地，忖度揣摩之，故声情妙肖如此，其苦况惨状遂如闻如见，令读者有实临之感受。诚如明末王嗣奭《杜臆》所云：“一一刻画宛然，同工异曲，随物赋形，真造化手也。”[72]《左传》长于拟言代言，杜甫叙事歌行亦工于此法。妙于问对，前后一揆如此，是杜甫《祭远祖当阳君文》所谓“不敢忘本，不敢违仁”者欤！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体现为史事之排比，辞文之连属。史事之编比，又因主从、我他、大小，而有详略、重轻、偏全之依违取舍。而辞文之连属，亦由此而有繁约、显晦、曲直、疏密、案断，乃至于拟言、代言诸修辞手法。指义之所在，大凡主体、我者、大者，叙事之笔法多较详、较重、偏曲；若为客体、他者、小焉者，则往往较略、较轻、偏直。主与宾之定位，与详略、重轻之书法多息息相关。而属辞、修辞之讲求，亦与此消息。换言之，或笔或削之书法，即逐渐衍化为详略、重轻、显晦、曲直、终始、本末之义法，以及叙事、记言之书法。杜甫所作诗史，安史之乱前后所作新题乐府叙事歌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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