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有两大传统：一为抒情传统；一为叙事传统。抒情传统，自旅美学人陈世骧提倡以来，[23]中经高友工、王德威诸教授之推拓，[24]沸沸扬扬，已探讨近五十年。其中是非得失，姑且不论。[25]然与抒情传统并驾齐驱之叙事传统，一直未受学界应有之关注。研究热度与深度，一直停滞不前。间有引进西方叙事学观点，以解读中国传统叙事文学者，只可称为比较论述。探讨对象纵然为传统叙事文本，然运用之方法却疏离中国叙事传统。[26]果真如此，自不宜称为叙事传统。
所谓“传统”，指发生于过去，但却始终作用于现当代。中国叙事传统，发源于《春秋》，拓展于《左传》，成熟于《史记》。《春秋》属辞比事，为传统叙事学之滥觞；《左传》以史传经，为历史叙事之典范；《史记》善序事理，为叙事文学之开山。[27]《史》《汉》以降之史传文学、乐府叙事、小说、戏剧，要皆脱化于属辞比事之《春秋》书法。杜甫作于安史之乱前后之乐府歌行，大多富含传统叙事学之特质，要皆为史家笔法、《春秋》书法之体现。孟啓《本事诗》所谓“推见至隐”之《春秋》书法，宋代诗话笔记所谓“微婉显晦”之《春秋》书法，所谓“杜工部似司马迁”之史家笔法，此中有之。经由《春秋》书法、史家笔法之运化表现，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已不疑而具。抑有进者，中国文学之两大传统，于世所称杜甫诗史，安史之乱前后所作乐府叙事歌行，多灿然具备，且彼此交融、相互争辉。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述乐府诗之缘起，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有叙事、有抒情，交相映发。又称：“可以观风俗，知薄厚”[28]，则叙事之成败，传人之功过毁誉可知。王运熙以为：乐府诗体，最便于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新题乐府，采用乐府体式，自制新题，此即元稹《乐府古题序》所谓“即事名篇，无复倚傍”；杜甫、元稹、白居易所作新乐府辞，即是个中代表。宋蔡启《蔡宽夫诗话》称，老杜《兵车行》《悲青阪》《无家别》诸篇，“皆因时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29]所谓“自出己意立题”，针对杜甫叙事歌行之乐府新题，自是点睛之论。明张
《杜诗通》称杜甫“别出一格，用古体写今事，大家机杼，不主故常，昔人称诗史者以此”[30]。不主故常、别出一格，用古体写今事，即是杜甫新题乐府之关键词。清黄生《杜诗说》称杜甫“《新婚别》诸篇，自制诗题，便有千古自命意”[31]，即指新题乐府叙事歌行而言。汉乐府长于描写下层社会与人民苦痛，杜甫所作新题乐府，多所承继与体现。[32](www.xing528.com)
罗宗强则指出：“以时事入诗，是杜甫的一大创造”，“杜甫无疑开创了写时事的传统”；又称：“杜甫把写实与抒情，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33]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史批评史》亦以为：杜甫诗“一贯重视运用乐府诗体裁，来反映政治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往往写得形象鲜明生动，感情饱满强烈”[34]。观此可知，乐府歌行，实乃叙事传统之流亚，乃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之融合争辉。《史记》发愤著述，近似“无韵之《离骚》”；[35]杜甫于安史之乱前后所作新题乐府歌行，恰好光大此一文学之叙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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