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所作诗歌，何以称为“诗史”？就“诗”而言，杜甫曾言：“诗是吾家事”[9]，盖薪传自祖父杜审言，作诗乃杜氏之家学渊源，此毋庸置疑。若考察“诗史”之“史”字，如之何与《春秋》书法有所联结？则检阅杜甫三十岁时所作《祭远祖当阳君文》，自可明白。其文曰：
维开元二十九年，岁次辛巳月日，十三叶孙甫，谨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晋驸马都尉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之灵。……恭闻渊深，罕得窥测。……《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静思骨肉，悲愤心胸。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10]
当阳君、驸马都尉、镇南大将军，即是杜预。以文武全才，无所不有，当时号为杜武库，为杜甫十三世之先祖远祖。杜预自称有《左传》癖，著作《春秋经传集解》，以章句训诂批注《春秋》与《左传》，后世称扬杜预为《左传》之功臣。又著有《春秋释例》，发明《春秋》义例独多。[11]杜甫身为杜预第十三世孙，于《祭文》中先推崇“《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复感叹笔迹流宕，悲愤心胸；文末宣言“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由此观之，除了“诗是吾家事”之外，《春秋》书法、史家笔法之绍述与发扬，当是杜甫克绍箕裘，报本还始，落实体现，当仁不让之自我期许。清刘凤诰《杜工部诗话》卷一，论证杜甫《祭文》之“《春秋》主解，稿隶躬亲”，举例申明杜诗遣词隶事，多采用《春秋左氏传》，如《怀李白》《兵车行》《前出塞》《投赠哥舒开府》诸什，多运化《左传》事语。杜甫作诗，宗法《春秋左氏传》，肯堂肯构如此，“洵为克承家学者矣！”[12]此所谓家学，即指《春秋》学、《左传》学而言。
杜甫“诗史”，固然与《左传》之史家叙事笔法有关；夷考其实，尤其与“推见至隐”诸《春秋》书法关系密切。何以言然？左丘明以历史叙事解释孔子《春秋》经，除了杜预《春秋序》所谓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外，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揭示《春秋》五例，前四例涉及曲笔与直书之文章修辞；昭公三十一年“君子曰”提倡“《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善人劝焉，淫人惧焉”；以及杜预于《春秋经传集解》发明《左传》之凡例义例，多有助于解读《春秋》经。杜甫所作叙事歌行，诗法往往暗合《春秋》书法，观宋、明学者品评杜甫《哀江头》，可以知其然。
《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费数百言而后成歌，杜公言太真之被宠，则“昭阳殿里第一人”足矣。言富贵，则“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足矣。言马嵬之死，则“血污游魂归不得”足矣。[13](www.xing528.com)
善述事者，但举一事，而众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于言外。若纤悉备记，文愈繁而味愈短矣。[14]
举一概余，以偏概全之叙事法，正是《春秋》书法之衍化。《谷梁传》解《春秋》经，有举重、举轻之说，钱锺书《管锥编》阐发之。《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陨霜，不杀草”，以为“草轻而菽重，举不杀草”，则霜不杀菽可知。定公元年：“陨霜杀菽”，以为举“杀菽”，则霜亦杀草可知。[15]《春秋》书法，或举重以明轻，或举轻以明重，无论《谷梁传》《公羊传》，其例多，不赘。[16]除外，《春秋》书法又有举大以该细，即细以见大者。[17]如杜诗《冬狩行》，“言杀获之多，举大以该小。言追逐之广，举小以该大”[18]，是其例也。《春秋》举重、举轻之书法，衍变为历史叙事，则成唐刘知几《史通·叙事》所倡之“尚简”“用晦”书。所谓“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19]，叙事文字而“尚简”“用晦”，则近乎诗似歌语言矣。《春秋》书法，又有常事不书，非常、违礼乃书者，故隐公四年《春秋》书“卫人立晋”，《公羊传》以为“立者，不宜立也”；以之观察杜诗《洗兵马》《留花门》诸诗，乐府新题之正言若反，反言显正，诡辞谬称，文与而实不与，亦饶《春秋》书法之风味。
司马迁私淑孔子，典范《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20]；《孟子·离娄下》称孔子作《春秋》，包含其事、其文、其义三元素；《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1]就比较而言，约其辞文，即是其文、属辞之功夫；去其烦重，乃其事、比事之安排。统其事、约其文而一之，自是“法”之表现。掌握其事、其文之史法或书法，而言外之义，事外之旨，作者著述之苦心孤诣，别识心裁，可以借形传神，即器求道。清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云：“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信摭》亦称：“史家叙述之文，本于《春秋》比事属辞之教”[22]。可见，叙事艺术、史家笔法、《春秋》书法，多从“比事属辞”之《春秋》教，夺胎衍化而来。杜甫诗史之解读，无论叙事、史学，或《春秋》书法，多与“属辞比事”之《春秋》教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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