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出任会稽前政治危机解决

王舒出镇会稽，时在咸和元年（326）八月。^[6]此时，距王敦之乱平定仅两年，但政治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敦之乱后，琅琊王氏受到压制。《晋书》卷七十六《王允之传》中，王导谓之曰：“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势力受挫，兵权尽失。琅琊王氏中活跃于东晋政坛的为王览一支，据《琅琊王氏宗谱》及史书记载，可考的王敦群从兄弟十二人，至太宁二年（324）王敦之乱平定，活跃于政坛的王氏兄弟仅剩王导、王舒、王彬三人，详见表1。

表1　王敦之乱后琅琊王氏群从兄弟世系及简况表

续　表

此外，有一人颇可注意，即王舒之胞弟、王敦之从弟王邃。王邃，字处重，历任尚书、中领军、尚书右仆射，由下邳内史转征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历任显职但《晋书》无传，且其后代在《琅琊王氏宗谱》中均无记载，殊为可疑。加上其事迹在《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只记载到324年，时间与王敦之乱平息暗合，疑王邃预王敦之乱而死于该年，且嗣后王舒仕途受挫亦与之有关。理由如次：

首先，在王敦之乱中琅琊王氏始终态度暧昧，取舍无恒，首鼠两端。尤其是王敦第一次举兵，得到了大多数群从兄弟、子侄的大力支持。大致言之，主要有三种态度：一是以王含为代表的参与者。王含为王敦胞兄，反应最为激烈。据《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王敦举兵武昌，“敦兄含时为光禄勋，判奔于敦”。第二次更是与其子王应谋划操纵，挂帅出征。王廙为元帝姨弟，《晋书》卷七十六《王廙传》：“及王敦构祸，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谏其悖逆，乃为敦所留，受任助乱。”王廙死于当年十月，故得保全声誉，追赠立传。二是以王导为代表的观望派。王导虽两次都站在朝廷一边，名为“大义灭亲”，还担任假节都督，率兵平叛，但两次都毫无建树，显然是心存观望，出工不出力。又从《王敦传》所载，他致书王含中“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可知，其内心是支持王敦的。其他兄弟中，王敦得势后，据其本传，以“从弟舒为荆州，彬为江州，邃为徐州”，其中王舒为鹰扬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邃任征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出镇淮阴；王彬为前将军、江州刺史。从王敦委之方伯可知，这些兄弟也应是在支持与观望之间。其中王彬从保全门户角度，也有过责难，据其本传，“兄抗旌犯上，杀戮忠良，图谋不轨，祸及门户”，但“密具船以待”，王含父子的举动又明显站在朝廷的对立面。三是以王棱为代表的反对者。对待王敦的自负罔上，王氏兄弟中王棱态度最为坚决。据其本传，王棱“日夕谏诤，以为宜自抑损，推崇盟主，且群从一门，并相与服事，应务相崇高，以隆勋业”，最后为王敦所害。王棱的规劝谏诤，实际上也是从维护门户利益出发的。魏晋之世，最重门户，世族门阀之制得以保全，亦有赖于此。故王敦之举得到王氏子弟之支持，皆在情理之中。

其次，也是最有力的证据，王邃曾于324年奉召入卫京师，王敦平后同奉征召者皆有封赏，功臣中独缺王邃。据《晋书》卷六《明帝纪》：“太宁二年（324）六月，征平北将军、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北中郎将、兖州刺史刘遐，奋武将军、临淮太守苏峻，奋威将军、广陵太守陶瞻等还卫京师。”与王邃同奉征入卫的祖约、刘遐、苏峻、陶瞻等皆有封赏，其中：祖约封五等侯，进号为镇西将军，受命屯驻寿阳；刘遐则封泉陵县公，并代王邃为淮北诸军事、徐州刺史；苏峻封邵陵县公，陶瞻封都亭侯。同时入卫之人，各有封赏，且《晋书》皆单独立传，独王邃例外。结合《晋书》卷六《明帝纪》中“大赦，惟敦党不原”之记载，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即王邃预乱并死于战乱。因为假如王邃因平叛战死，必会受爵追赠，既显王氏忠诚，又彰皇恩浩荡。此虽系推论，却皆在情理之中。(www.xing528.com)

第三，王邃于《晋书》无传必是另有隐情。官修史书往往体现统治者之价值取向。在《晋书》中应立而不立传者主要有两类人：一为逆臣之副贰从佐，《晋书》之佞臣录中只列首恶，以彰其事，对副贰从佐如王含、钱凤之流皆不单独立传；二为被虏或北投之贰臣，此亦可举琅琊王氏子弟为据。据《晋书》卷五《怀帝纪》，王羲之之父王旷于永嘉三年（309）进讨刘聪，“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及聪战，又败，超、融死之”，疑亦于当时被俘，故此后史书中王旷事迹无征，《晋书》中《王羲之传》达四千余字，王旷却只“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一笔带过，若元帝过江系王旷首创其议，则自当立传。王旷未予立传，疑系被俘所致。相反，若是忠义之士，即使位卑言轻，事迹大小，亦会入传，如王敦之从弟王棱，官止豫章太守，因谏诤劝诫王敦而见杀，事迹无多却仍然单独立传。反观王邃，少历显职，出任方伯，事多载于帝纪，却仍未予以立传，且其后世皆湮没无闻。若无他故，岂非咄咄怪事！

此外，王舒沉王含父子于江之异常举动，亦颇值玩味。《晋书》卷七十六《王彬传》：

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应劝含投彬。含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及。睹衰厄，必兴愍恻。荆州守文，岂能意外行事！”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闻应来，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为恨。

按，此事不仅在《世说新语·识鉴》中有载，在《王舒传》及《王敦传》中亦有述及，《晋书》卷七十六还附有《史评》：“王彬舣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较之优劣，断乎可知。”在以孝治天下、注重维系门户利益的背景下，王舒此举实逾常理，更与王彬之举形成鲜明对比。以当时琅琊王氏之势力影响，要保全王含父子性命，以王导在朝廷之影响亦非难事。况王敦第二次举兵之时，已然病危，朝廷已将矛头转向了钱凤、沈充。这从《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司马绍之《讨钱凤诏》中可窥一斑：“故大将军敦参处股肱，或内或外，夹辅之勋，与有力焉。阶缘际会，遂据上宰，杖节专征，委以五州。刁协、刘隗立朝不允，敦抗义致讨，情希鬻拳，兵虽犯顺，犹嘉乃诚，礼秩优崇，人臣无贰。……钱凤竖子，专为谋主，逞其凶慝，诬罔忠良。”此诏不仅原谅了王敦第一次犯顺之举，还予以高度肯定。这一方面是为拉拢王氏，稳定局势；同时也为息止干戈的琅琊王氏子弟预留了一条活路。同为琅琊王氏，何以“王彬舣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呢？只怕不仅仅因为王彬“朴素方直”，人品高过王舒。必是另有隐情，急需与叛党划清界限，以保全门户。结合前述史实，当可推知实系胞弟王邃预乱，为门户利益免遭覆巢不得已之举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