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一朝，士族专权，属于典型的门阀政治，权力分配体现为主弱臣强、国弊家丰。因为这一格局，往往出现藩镇都督遥制朝廷的现象，如桓温、庾亮、桓玄等皆然。此外，在俸禄待遇方面也是外官高于京官，即使求一县令也远较在朝为官富裕，如太原王述求为宛陵令、新蔡干宝求补山阴令皆因家贫，便可知悉。
据《晋书·职官志》记载，尚书令职为三品，但其秩禄为“千石”，标准是“食俸月五十斛。赐春绢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而郡守向为二千石官，会稽内史更可享受“秩中二千石”之待遇，高于一般郡守，这在《晋书》中诸葛恢、王舒出任会稽内史时均有明确记载。中二千石的标准是：“食奉日三斛。给春赐绢五十匹，秋绢百匹，绵一百斤。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46]其食俸是中书令、仆射的近两倍。此外，东晋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很多时候连官员的俸禄都要拖欠折减。“是时天下凋敝，国用不足。”[47]“众官廪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费，自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时务。”[48]“于时军旅荐兴，国用虚竭，自司徒已下，日廪七升。”[49]类似记载，在《晋书》中比比皆是。因此，京官的俸禄不仅微薄，即使规定标准亦无法保障。反观出任藩镇的州郡长官，其获得俸禄的保障性较好，部分来源于“以禄代耕”，可自行控制。“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然后重居职之俸，使禄足以代耕。”[50]
除朝廷年俸高于同级别京官外，州、郡长官尚有许多灰色收入，远较俸禄为多，尤其是吴会等富裕地区。其中主要一项就是“迎送费”，庾琛为会稽太守时，主簿虞预曾上陈时弊：
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愚谓宜勒属县，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又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计今直兼三十余人，人船吏侍皆当出官，益不堪命，宜复减损，严为之防。
——《晋书》卷八十二《虞预传》
由上引材料可知，“送故迎新”已是常态，而且“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若是“省烦从简”那便是“薄俗”。不仅州郡长官，即使“令、尉”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而且所送者似以田亩为主，“送者经年，永失播植”。田亩之外，似还有房舍可占，“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51]。难怪很多士人出任藩镇令守，旨在求田问舍，聚敛财货，任职后便长期定居，尤其是富庶的吴会地区。如“好聚敛，积钱数千万”的郗愔“乐补远郡”[52]；“性贪财好色”的周札“惟以业产为务”[53]等。
如果说“迎新”送的是田产房舍，那么“送故”送的便是财资丁壮了。试看两例：
（孔愉）出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www.xing528.com)
——《晋书》卷六十七《郗愔传》
时吴郡阙守，人多欲之，帝以授（邓）攸。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唯饮吴水而已。……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为中兴良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
——《晋书》卷九十《邓攸传》
上引两例说明，郡守去官，送迎钱系惯例，而且也有标准，送资均为“数百万”。郗愔“积钱数千万”，就被史家讽刺为“好聚敛”[54]。由此可知，这“数百万”绝非一个小数目。孔愉、邓攸悉无所取，而被史家赞颂，也正好说明一般官员循例获得“送故”财资之事实。
方镇都督去官还有以丁壮器杖为送故者，这可从范宁谏书中窥斑见豹：“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55]在农耕时代，劳动力就是生产力，送一次就“千余家、数十户”，这与京官宰辅“给田驺六人”相距实在太大。会稽内史作为方镇都督，获得百十户丁壮自在情理之中。
虽然当政者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送故实为东晋政府与官僚地主之间分割财源的一种形式，是与当时主弱臣强的权力分配格局相适应的一种财力分配形式，因而长期难于得到纠正”[56]。正因为如此，作为东晋第一望郡的会稽，一直成为士族竞相争夺的焦点，也因此使会稽内史的地位愈加突出。东晋中后期会稽内史之身份地位超越吴国内史，甚至超过丹阳尹，只怕与此有直接关联。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