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内史前后调任的情况变化非常明显，大致分三个阶段，可以诸葛恢两次任会稽内史进行时间分段。
第一阶段是诸葛恢初任会稽内史前。诸葛恢出任会稽太守约在建兴三年（315），当时他是司马睿（镇东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镇东参军，本欲征召为尚书郎，因司马睿上疏留用，才调任会稽太守。“元帝为安东将军，以恢为主簿，再迁江宁令。讨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复为镇东参军……愍帝即位，征用四方贤隽，召恢为尚书郎，元帝以经纬须才，上疏留之，承制调为会稽太守。”[22]由此可知，诸葛恢初任时，会稽太守的职务略高于镇东参军，与尚书郎接近。从《通典·晋官品》可知，尚书郎职为六品，而诸府参军为七品，郡国太守、内史为五品，参军调任，已是显授。由此可知，当时会稽内史（太守）仅是一般郡守而已，尚无变化，更不显赫。
第二阶段是自诸葛恢去职到再任会稽内史之时，时间约为太兴元年（318）到太宁二年（324）间。太兴初，诸葛恢传以母忧去官，又因讨王含有功征拜会稽内史。“明帝征敦，以恢为侍中，加奉车都尉。讨王含有功，进封建安伯……又拜恢后将军、会稽内史。征为侍中，迁左民尚书、武陵王师、吏部尚书。”讨王含时在太宁二年（324），诸葛恢第二次任会稽内史也应是该年或稍后。本次调动他是以侍中出任，后又征召为侍中。说明会稽内史任职者的地位资望已与侍中相当。
在诸葛恢去职到再任的约六年中，曾有许归、熊远、周札、邓攸、虞潭[23]等五人担任会稽内史一职。考察五人任职调动情况：许归“以琅琊太守随中宗过江，迁会稽内史”。[24]；熊远以侍中出补会稽内史，后拜太常卿，加散骑常侍；周札以尚书迁右将军、会稽内史，后死于王敦之乱；邓攸以护军将军迁会稽内史，后转为太常；虞潭本已致仕，因乱聚合义军进赴国难而进位冠军将军，会稽内史，之后征拜尚书，寻补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除许归为平调外，熊远等四人调任情况已与诸葛恢第二次出任会稽内史时十分相似，皆以侍中、尚书、护军将军等显职调任，又以太常卿、尚书等转任，品阶均为三品。
第三阶段是诸葛恢第二次调任以后，接替者为王舒。自王舒于太宁三年（325）任职以来，会稽内史之地位身份更加显赫，职务调动往往在中枢令仆及大州刺史之间进行，试列举如下。
以显职出任会稽内史者：
王舒、王彪之、王蕴、孔靖以尚书仆射出任；
孔愉、郗愔以（紫金）光禄大夫出任；(www.xing528.com)
王允之、王羲之、王凝之以江州刺史出任；
以会稽内史调任显职者：
王舒、庾冰、王述直接调任扬州刺史，其中庾冰兼中书监，入朝辅政；
江虨、王彪之、谢琰、孔安国调任尚书仆射；
郗愔、何无忌分别调任徐州和江州刺史。
此外，有三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以会稽内史调任者中，除王彪之因罪降职，孔愉、王恬、王蕴、王荟等七人死于任所，调任职务最低的是何充，为丹阳尹。二是王彪之在任上因得罪权臣桓温曾短暂去职，后“左降谪为尚书”，寻复为仆射[25]。三是自王舒以后，以侍中出任会稽内史或以会稽内史转任侍中的，一个都没有。因此，咸和以后，会稽内史已进位大州刺史之列，政治地位显赫，较南渡初期以会稽内史征拜尚书（如虞潭）之时已大为不同，其影响远在尚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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