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射本来分别指周代的两种礼仪，即燕礼和射礼。燕礼是周代的饮酒礼，有乡饮酒礼和燕飨礼两种形式。射礼是一种礼仪射箭[31]，不同于习武训练。射礼与燕礼联系紧密，是周代一种重要的礼仪活动。其程序是：先燕礼，后射礼，如《礼记·射义》曰：“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32]一方面以助酒兴，制造游戏气氛；另一方面，在敬恭祀事之中亦有提倡尚武精神之义。燕礼、射礼时有隆重的《诗》演唱和乐舞表演。据《毛诗序》：“《鹿鸣》，燕群臣嘉宾也”[33]；“《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34]；“《伐木》，燕朋友故旧也”[35]；“《出车》，劳还率也”[36]。再如《小雅·楚茨》：“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蘥舞笙鼓，乐既和奏。”描写的是燕礼和射礼上乐舞的情况。举行燕射礼的目的是“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周礼·大宗伯》），融洽上下关系、酬劳臣下、接待外国使节。
燕射礼演变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荡然无存。从《乐府诗集》所收“燕射歌辞”内容来看，“燕射”就是“燕飨”，与射礼并无干涉。“燕射歌辞”就是朝廷燕飨群臣时举行乐舞表演所唱的歌词，属于宫廷雅乐。内容多叙写燕飨场景，包括各种酒器、乐器及舞容的描写刻画。通过“饮和无盈，威仪有余”（王韶之《宋四厢乐歌》）的燕饮行为体现礼制法度。与郊庙歌辞不同的是，燕射歌辞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宣扬勤俭节约的思想，如“丕显宣文，先知稼穑。克恭克俭，足教足食。即教食之，弘济艰难”（傅玄《食举东厢西歌》）。
十六国时期，前秦接受汉文化较深，有燕射之仪。《晋书》载，太和五年（370）：“坚自邺如枋头，宴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复之终世。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飨其群臣。”[37]“太元七年（382），坚飨群臣于前殿，乐奏赋诗。”[38]所歌之诗，史传无名，但据此可知前秦在苻坚时便有燕飨礼无疑。
北魏燕射歌辞即为郊庙歌辞，拓跋邽时所用《真人代歌》即是；孝文帝时自南方引入“清商曲”也被列入燕飨。正月上日飨群臣，备列宫县正乐，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之。由此可见北魏的乐制非常混乱。北齐有《会元大飨歌》十首，陈词因循，无可议说。北周有庾信所作《周五声调曲》二十四首，在造词、形制与内容上颇多创格，独具面貌。
所谓“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调。在乐调中，以丝多声重者为尊，宫弦最大，故又以“宫”代指君王，商代臣，角代民。《宫调曲》即“歌周之君”，《商调曲》“歌其臣”，角、徵、羽三调曲“歌其民安物阜庶迹咸熙”。歌颂对象不同，作者之倾向亦有差别。如，《宫调曲》站在国君角度强调要“安民”“敷礼”，《商调曲》强调臣事君要忠。
如果说庾信的政治思想在北周郊庙歌辞中还有所节制，那么他在燕射歌辞《五声调曲》中表露的政治观念则强烈而鲜明，以训诫说理的形式集中表达了君臣之道、为政之道。这就使得他创制的燕射歌辞与那些面目单一、典正刻板，以称颂赞美为能事的歌辞相区别开来。
庾信在《五声调曲》中表露的思想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国君应以民为本。要体恤民生疾苦，“蒸民播植重，沟洫劬劳多”（《变宫调》其一）；治民则以“恻隐其心，训以慈惠；流宥其过，哀矜典刑”（《角调曲》其一）；重视农业生产，使民富足，风调雨顺，“协用五纪，风若从时；农用八政，甘作其穀。……祁寒暑雨，是无胥怨；天覆云油，滋焉渗漉”（《角调曲》其二）；明确提出“达人以四海为务，明君以百姓为心”（《徵调曲》其一）的主张，“在宋、齐、梁、陈四朝的《郊庙歌辞》凡一百余首中，含有国君必须以百姓为中心这种意思的句子可以说一句也找不到”[39]，庾信之所以将这一思想表述在乐歌里，和周武帝本人的政治作为有关。从正史记载来看，周武帝作风朴素，多次下诏禁止奢靡之风，反对随意征发民力，并且取消了四方非常贡献，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民生观念。庾信的歌辞正是对武帝统治思想的呼应和政治作为的肯定。
第二，重视人才，这是贯穿于《五声调曲》的主题。如“云雨取施无不洽，廊庙求才多所任”（《徵调曲》其一），“既兴周室之三圣，乃举唐朝之八才”（《徵调曲》其五），“得人则治，何世无奇才”（《商调曲》其三），但奇才往往隐居于高山深谷中，所谓“匡赞之士，或从渔钓；云雨之才，乍叹幽谷。寻芳者追深径之兰，识韵者探穷山之竹”（《角调曲》其二），统治者倘且真有求贤若渴之心，便要放得下威严的架子，花一番力气去寻找，要像商王武丁、周武王一样“涧途求板筑，溪源取钓纶”（《宫调曲》其四），从而求得真正的贤才治理国家。庾信之所以如此强调求才之重要，与他在北朝的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前已指出，这批歌辞约制作于566年至573年，从554年被授予官职，先拜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这些官号听起来似乎名头极大，实际上不过是一堆虚衔；561年他第一次做了实职的司水下大夫，品阶甚低，而且是一份不被南人看重的水利工程的差事，其后又短暂任过弘农郡守。据此，庾信在初入北周的近二十年内，所任官职与他在南朝时的东宫太子抄撰学士、右卫将军、御史中丞无疑有天壤之别，悬殊对比在心理上产生的不平、愤懑、委屈，以及自认非凡的那份清高，难免会在诗中留下印迹。(www.xing528.com)
第三，君臣一体的观念。《商调曲一》：
君以宫唱，宽大而谟明；臣以商应，闻义则可行。有熊为政，访道于容成；殷汤受命，委任于阿衡。忠其敬事，有罪不逃刑；诵其箴谏，言之无隐情。有刚有断，四方可以宁；既颂既雅，天下乃升平。专精一致，金石为之开；动有两心，妻子恩情乖。苟利社稷，无有不尽怀。
君当宽大，臣应忠义，显然是儒家的政治思想；不过庾信并不是偏执地只强调某一方的权利或义务（如明清时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便只是看重臣应当对君的完全义务，君却只有完全的权利而无对臣以宽的义务），而是彼此信任的君臣一体，通过黄帝受师于荣成公，商汤任用伊尹两个典故增强说服力。“专精一致，金石为之开；动有两心，妻子恩情乖”，以正反对举说明君臣一体产生的效果，以“夫妻”比喻君臣关系确是绝妙。又《商调曲二》云：“百川俱会，大海所以深；群材既聚，故能成邓林。猛虎在山，百兽莫敢侵；忠臣处国，天下无异心。”以形象比喻再次申说君臣一体之重要。
身历战乱之苦，目睹国运的迁转，庾信完成了思想的蜕变，内心充满忧患意识。因此，在为周廷撰写乐辞时，融入了自己的许多思考。他主张“无为”而施政，如“岩廊惟眷顾，钦偌尚无为”（《变宫调曲》其一），“王道荡荡用无为，天下四人谁不足”（《徵调曲》其二），“能亏能缺既无为，虽盈虽满则不危”（《徵调曲》其四），显然是受道家的思想影响。他含蓄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黎人耕植于义圃，君子翱翔于礼园”（《徵调曲》其六）。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委婉表达劝诫讽喻之意，“淳风布政常无欲，至道防人能变俗。求仁义急于水火，用礼让多於菽粟”（《徵调曲》其二），“克宽则昆虫内向，彰信则殊俗宅心”（《徵调曲》其六），“开信义以为苑囿，立道德以为城池”（《徵调曲》其四）。“志在四海而尚恭俭，心包宇宙而无骄盈”（《角调曲》其一），“将欲比德于三皇，未始追踪于五霸”（《徵调曲》其四），则是希望能够以仁义礼制治国，而非霸道。据《周书·武帝纪》云：“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故此亦是有感而发。
这些思考也是庾信对梁亡惨痛历史的反思。乐歌所言“虑远防危乃不倾”“感物观治乱，心恒防未然”，恐怕是有很深感慨的。“五十年间，江表无事”（《哀江南赋》），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的局面使梁君臣忘却了居安思危之道，梁政权的覆亡固然主要是由于侯景之乱和北魏武力入侵所致，但梁王室内部相互残杀，甚至勾结外敌，祸起萧墙，加速王朝灭亡也是事实。乐歌中“君臣一体，可以静埃氛”“专精一致，金石为之开”“苟利社稷，无有不尽怀”这些观念的表述，恐怕正是故国沦亡后痛定思痛的结果。而所谓“群材既聚，故能成邓林”“得人则制，何世无其才”“闻音能辨俗，听曲乃思贤”“廊庙求才多所任”这样一种贤人政治理想，自然也是对北周统治者的期待。
庾信所制燕射歌辞在体式上较之郊庙歌辞更为灵活自由，《宫调曲》《变宫调曲》纯为五言，《商调曲》是四、五对句的形式，《角调曲》四、八杂言，《徵调曲》六首全为整齐的七言，《羽调曲》五首又是六言体。比之两晋、南朝，以及隋代的燕射歌辞更有许多新变。以抒怀、写景、寄情为主的五言体进入雅乐歌辞，说明五言体尝试进入更广阔的诗歌创作领域，而能够与四言体并驾齐驱，也标示着五言体地位的提高。庾信的拟乐府多为七言，写得最好的《燕歌行》被誉为“开唐初七古”（刘熙载《艺概》），《徵调曲》也可看作七言在雅乐歌词中的一次尝试。庾信两首抒写“流离之悲”的乐府《舞媚娘》和《怨歌行》均采用六言诗形式，郊祀歌《黑帝云门舞》亦采用，燕射歌辞《羽调曲》六首集中运用，其特点是，句中“而、于、则、以、之”等虚词使乐句节奏富于变化，形成疏朗活泼的风格。这种句式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庙堂乐歌中显然是一种例外。
此外，燕射歌辞主要用于燕飨皇帝的亲戚故旧、贵族大臣的宴会上演奏，故而不完全同于郊庙祭祀的庄重肃穆，对歌词的内容形式要求不那么严格，撰制者有创作空间，统治者的娱乐审美需求在这里也可得到满足，这大概就是庾信的郊庙歌辞基本同于前代体制，而燕射歌辞却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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