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载王允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章怀太子《注》引班固集云：“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80]吴汝纶《点勘史记读本》谓：“汉武帝黩武穷兵，司马迁著《史记·匈奴列传》，不斥言天子，而刺大臣将相，所谓微辞。”由此观之，以上所云谤书、微辞，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是否为同义词，其范畴是否相当？
《平准书》，《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其作意曰：“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81]作意明言以观世变，措辞则曰玩巧、兼殖、机利、去本趋末，批判讥讽之意显然。《平准书》是否为谤书？清李晚芳《读史管见》，曾作讨论：
八书中，惟此书（《平准书》）出神入化，骤读之无一语径直；细案之，无一事含糊；总括之，无一端遗漏。使当时后世皆奉为信史，而不敢目为谤书，煞是太史公惨淡经营之作。[82]
此（《平准书》），谤书也。当时弊政甚多，将尽没之，则不足为信史。若直书之，又无以为君相地。太史于是以敏妙之笔，敷绚烂之辞，若吞若吐，运含讥冷刺于有意无意之间，使人赏其绚烂，而不觉其含讥；赞其美妙，而不觉其冷刺。笔未到而意已涵，笔虽煞而神仍浑。[83]
《平准书》，叙记武帝征伐匈奴，耗损浩繁军费，于是有兴利聚敛之秕政。当时或疑之为谤书，后世则尊奉为信史。或信或疑之间，则以忌讳叙事为其解读之关键。当时弊政如此之多，司马迁《史记》或据事直书之，未尝灭没，当然可视为信史。不过，若一味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则“无以为君相地”，有失为尊者讳，为君上讳之《春秋》教。于是司马迁“若吞若吐，运含讥冷刺于有意无意之间”，“笔未到而意已涵，笔虽煞而神仍浑”。后人读之，但赏其绚烂，赞其美妙，而“不觉其含讥，不觉其冷刺”。司马迁妙用微婉显晦之曲笔，生发推见至隐之效应有以致之。明焦竑《焦氏笔乘》，亦有论述：
太史公《匈奴传·赞》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子长深不满武帝，而难于显言，故著此二语，可谓微而章矣。班撰《汉书》，称其……此皆称其所长，而所短不言而自见，最得史臣之体。[84]
《平准书》于武帝兴利聚敛之秕政，多采“悉书以志实”之书法；再以“太史公曰”以彼例此，提示切当世之文而罔褒者，率皆忌讳之辞。班固所谓“称其所长，而所短不言而自见”者，此元赵汸《春秋属辞》所云“略是以著非”之《春秋》书法。[85]司马迁著《史记·平准书》，叙汉征伐匈奴之相关篇章，多所呈现。
楚辞“乱曰”，卒章以显志；西汉大赋，曲终而奏雅。司马迁亦辞赋名家，叙事传人自多体现。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举“《平准书》末载卜式语”为说，其实《匈奴列传》“太史公曰”，亦赞两句。诸家品评，多阐发此意，如：
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平准之置，阴夺于民，民之祸于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应之变，特以《平准》名书。而终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呜呼，旨哉！[86]
迁言：“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岛宁。且欲兴圣统，惟在择任将相哉！”盖叹卫、霍、公孙弘之事，微其词也。汉武帝用妄人，残民不已，几亡天下，其不能兴圣统固宜也。[87]
《平准书》《匈奴列传》篇末赞语，成为诸家注目焦点，关键似不在于卒章显志，或曲终奏雅，当是聚焦于司马迁“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之笔法。《平准书》卒章显志，借卜式之言“烹弘羊，天乃雨”，论断桑弘羊之法外剥夺，为兴利而祸国害民。宋黄震《黄氏日抄》指出：武帝征伐匈奴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平准之置，祸民如此之甚，司马迁出以微婉显晦之曲笔，吞吐呜咽，运含讥冷刺于有意无意之间，但觉其美妙，而不觉其冷刺。
《匈奴列传》曲终奏雅，太史公曰：“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宋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就“欲兴圣统”立论，感叹汉武帝滥用妄人，如卫青、霍去病、公孙弘辈，残民以逞，几亡天下。称“欲兴”云云，亦微婉其词。《匈奴列传》“太史公曰”末两语，出以微婉显晦之曲笔发论，诸家多关注于此，如茅坤、牛运震之言：
茅坤曰：“太史公甚不满武帝穷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论，而托言择将相，其旨微矣。”[88]
赞语，此隐语也。太史公引此两句，寓托最为深远。“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责成将相，出脱武帝，立言最妙。重欷累叹，感慨无穷。[89](www.xing528.com)
《匈奴列传》之卒章显志，司马迁出以复沓之叠句：“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就《春秋》书法而言，可得而言者有三：其一，《春秋繁露·祭义》云：“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大美恶焉。’”[90]《匈奴列传·太史公曰》，书重辞复如是，值得省思。其二，记是以著非，此赵匡所倡《春秋》损益例，缀叙之意十体之六。[91]茅坤称：司马迁不满武帝穷兵匈奴事，而托言择将相；清牛运震所谓“责成将相，出脱武帝”，要皆赵氏所示“记是以著非”之书法。其三，《左传》揭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之曲笔书法，《史记·匈奴列传》有之。
《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尚记述一段忌讳叙事之经典名句：“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忌讳叙事之时节，忌讳叙事之困境，一一表出。明焦竑《焦氏笔乘》、明代董份、陈仁子于太史公引此，皆有会心。其言曰：
太史公《匈奴列传》曰：“孔氏著春秋，……忌讳之辞也。”子长深不满武帝，而难于显言，故著此二语，可谓微而章矣。班撰《汉书》，称其……此皆称其所长，而所短不言而自见，最得史臣之体。[92]
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远。微者，言寓其事，而不章显也。故武帝黩武所不斥言。然观其远师屡将，而又不能终服匈奴，则不言而自见矣。又曰罔褒，言无可褒，而不敢斥言，故为忌讳而微也。”[93]
陈仁子曰：“迁之赞此也，以定、哀之时自比；而独责将帅焉。夫岂独责将帅哉？”[94]
汉武帝黩武匈奴四十余年，穷兵北边，远师屡将，因宠妃而侯三将，用非其人，耗费巨财，又终不能降服匈奴，所得可谓不偿所失。司马迁身处汉武时，叙写当代历史，犹孔子作《春秋》，身当定、哀之际。《匈奴列传》“太史公曰”指出，确实有“切当世之文而罔褒”之无奈。明焦竑《焦氏笔乘》以为，太史公不满武帝，而难于显言；故称其所长，而所短不言而自见。如此，则微而章矣。董份称：“罔褒，言无可褒，而不敢斥言，故为忌讳而微也。”言无可褒，却不敢斥言，于是运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之曲笔书法，而蔚为忌讳之叙事。帝王尊者，若不幸而有过失耻辱，不敢直斥其是非。如汉武黩武穷兵，不可斥言，于是太史公运化“记是以著非”之书法，顾左右而言他，而独责将相之择任，此之谓忌讳叙事。
《史记》忌讳叙事，明清学人持续关注。或以为太史公深于《春秋》，往往寓讥讽于微旨之中。通《匈奴列传》而观察之，司马迁编比史事，往往遥相对比，彼此衬托，造成对比成讽之微旨。明凌稚隆《史记评林》曾举例以明：
余有丁曰：“《传》内每言击胡，胡辄入边杀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汉使，相当。至匈奴远遁，破耗矣；然犹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浞野李陵、贰师之败没，见武帝虽事穷黩，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实寓讥云。”[95]
《匈奴列传》叙北边征伐之事，往往对比叙事：汉军击胡，与“胡辄入边杀掠”对叙；汉留胡使，“胡亦留汉使相当”对叙；匈奴远遁、破耗矣，又与“犹不能臣服之，且不免”对叙。因此，借由相反相对，烘托陪衬，以见“武帝虽事穷黩，而未得十分逞志”之微旨隐义。史事再三对叙，微旨可寓“不可以书见”之刺讥。
观《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叙写武帝因女宠卫子夫、李夫人而获三大将，竟不能招择贤者。司马迁但叙其好兵好色相伏倚，为尊者讳，出于微辞寓托，意味最为深远，如：
自古文武材类，生于世禄，选于学校，论定于司马。而乃以一女宠获两大将，但其好兵与色之念相与倚伏者耶！而两将军之功，必自天子亲言之，则天子之意也。纪汉之出，必纪匈奴之入，则兵端启自我，而祸延于无既也。纪汉之出所获，必纪匈奴之入所亡，……则获不如亡，而功不足蔽其辜也。……乃太史公不论其殄民困国之罪，只责其区区不能亲附士大夫之小过。盖不能招择贤者，则德业不盛隆，而所建立上非以匡天子，而下不能保其世也。《传》曰：孔子于哀定之朝多微辞；又曰：“微而显，婉而成章”，史公其深于《春秋》者哉！[96]
人情物态，若交相比较，则反差容易产生；若彼此映照，则意象不难显现。若对列两者，而比例悬殊如天壤，则自有对比成讽之效应。历史编纂或评论明乎此，讨论编比史事，多关注对比叙事以见指义。清蒋彤《丹棱文钞·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后》，论汉匈之征战，首揭“好兵与好色之念相与倚伏”，乃以一女宠获两大将，断定武帝短于择任将相。接叙“汉之出，必纪匈奴之入”；“纪汉之出所获，必纪匈奴之入所亡”两两相对叙。于是论断：汉军所获，不如所亡；纵有战功，亦不足蔽其辜。至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史公不论其殄民困国之罪，只责其区区不能亲附士大夫之小过”，舍大以论细，避重而就轻，此《谷梁传》所示之《春秋》书法，堪作“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之忌讳叙事可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