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之盛衰始末，司马迁《匈奴列传》分六时段叙写之：1.本始；2.夏后至周初；3.春秋战国；4.匈奴冒顿之强盛；5.高祖、文帝、景帝时期；6.汉武帝时代之匈奴。排比编次汉匈之相关史事，类聚而群分之，北边匈奴之虚实强弱，原原本本，可得而知之。
《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73]此司马迁写作《匈奴列传》之作意。排比其前后之史事，连属其上下之辞文，不难知其用心。汉武帝北伐匈奴，承三世之富厚，而虚耗于一朝，明代何景明论断汉武“好大无厌”，但比属以观《平准书》与《匈奴列传》，可以信其然。何景明之言曰：
匈奴之盛衰本末，何景明曰：“汉武之才，过方今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纪而虚耗者，好大无厌也。……汉武以卫青为大将军，李广利为贰师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卫青、李广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汉之海内益危也。”[74]
《史记·外戚世家》：卫子夫为皇后，“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侯”；其姊之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侯，号骠骑将军，青号大将军”。《大宛列传》称：天子“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75]。李广利，为武帝宠妾李夫人之弟，亦拜为贰师将军。征伐匈奴，乃国之大事，择将任相居然出于宠后外戚。由此观之，成败利钝，汉武帝难辞其咎。明茅坤曾论之曰：“其传大将军也，所当战功益封，由姊子夫为皇后。骠骑将略，殊无可指点处，特以子夫姊子遂从大将军，勒战而有成功。并附公孙贺篇末，尤可印证。”[76]《史记》直书其事，存真其人，而是非曲直，意在言外。故曰：“卫青、李广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汉之海内益危。”武帝贵为天子，不能直斥其非，史迁为尊者讳，不得不出于曲笔讳饰，既为尊者讳耻，且为贤者讳过。
《史记》叙汉武帝用兵匈奴事，司马迁颇有微词。然发为文章，未出以肆情奋笔，任性意气之直书，却运化比事属辞之书法，排比前后相反相对之史事或人物，借由彼此之反差衬托，造成对比成讽之曲笔效应。司马迁叙写《酷吏列传》，笔法如此，叙记《匈奴列传》之书法，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明人提示十分明白：(www.xing528.com)
凌约言曰：“太史公纪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亲，匈奴信汉；然后序两将军连年出塞，又必随之以匈奴入塞，杀略甚多。纪《酷吏传》，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朴畏罪；然后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随之以民益犯法，盗贼滋起。可见匈奴盗贼之变，皆武帝穷兵酷罚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77]
将“文景和亲，匈奴信汉”史事，先铺陈于前幅，然后接叙“两将军连年出塞，又必随之以匈奴入塞，杀略甚多”，此所谓比事可以观义。司马迁《匈奴列传》之叙事经营，篇章布局如此，寓托微意于相反相衬之中，于是“匈奴盗贼之变，皆武帝穷兵酷罚致之”之太史公微意，遂曲曲传出，此忌讳书写之上乘笔法。《史记》书写现当代史事，面对“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时，忌讳叙事往往用之。清吴见思评点《史记论文》，亦就“定、哀以后多微词”，发表观点。其言曰：
汉武马邑以后，与匈奴相杀各十余万人，草菅人命，实未能有加于匈奴，是史公作传之旨。然只于武帝即位时，写汉约和亲，匈奴亲汉，极言其盛。先提一案，后逐节逐事据实直书，不作论断，而得失自见。所云“定、哀以后多微词”也。与《平准》《封禅》一样序法。[78]
司马迁叙《匈奴列传》，以马邑之谋为分水岭，“只于武帝即位时，写汉约和亲，匈奴亲汉，极言其盛”；接续书写“汉武马邑以后，与匈奴相杀各十余万人”，前此和亲，匈奴往来长城下；其后，“与匈奴相杀”，征伐不断。和亲往来，转为草菅人命，战争杀伐从此取代和平，绝妙讽刺。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称：马邑军之后，《匈奴列传》“逐节逐事据实直书，不作论断，而得失自见”，此即司马迁《匈奴列传·太史公曰》所云：“定、哀之际多微词”。据实直书，不作论断，而论断自寓存于叙事之中，此史迁忌讳叙事之主要模式。《平准书》《封禅书》之叙法，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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