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公十四年，载所谓《春秋》书法，五例之四曰“尽而不污”。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申之曰：“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义。”唐孔颖达《疏》云：“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汙曲也。”[44]《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谓：“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45]直书与曲笔，相反相成；直书犹文学之有赋法，曲笔则近比兴，同为《春秋》属辞之法。世人深信，据事直书，不隐不讳，乃信史实录之要法。
唐刘知几《史通》，称述司马迁之述汉非，与董狐之书法不隐，齐史之直书弒君，相提并论，皆为直书之典范。故朱子说《春秋》曰：“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盖事外无理，理在事中，事实胜于雄辩。据事直书之前，其编比史事，连属辞文，亦需经由去取从违之笔削，自与肆情奋笔，胸臆直率不同。史事存真，忠于客观，并非即目直截，全无斟酌；辞文征实，亦非质木平白，了无润饰。直书，依据史事真相，如实道出；如赋法，以巧构形似，和盘托出为能事。杜预《春秋序》所谓“直书其事，具文见义”；“具文见义”一语，犹言排比史事以观其义，可以经治经，无传而著，最得叙事“尽而不汙”之体要。[46]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曾举“《平准书》末载卜式语”为例。[47]《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平准书》直叙汉事，明载征伐与兴利诸弊政，不徒托空言以论断，最称典型代表。[48]清牛运震《史记评注》谓：“《平准书》，讥武帝好利也。凡指斥时事处，多据实直书，不为深文微词，而其失自见。”[49]具文见义，则美恶得失自见于言外。
明凌稚隆《史记纂》，近人李景星《史记评议》，论《平准书》处理触忌犯讳之史事，多以为具文见义，直书不讳。如：
胸中不平事，倾泻殆尽。眉批：邓文洁（邓以瓒《史记抄》）曰：“亦是谤书，规格与《封禅书》同。然《封禅》犹多微辞，此则直指其失，精核无剩语，是汉文本色。”[50]
《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又曰：“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一篇《平准书》，即是发明此意。其告中叙钱法者六，叙卖爵者七，叙盐铁者五，叙告缗者四，叙养马者四，叙酷吏者六，叙劝分者五，正所谓务财用也。[51]
司马迁《平准书》，由于据事直书，美恶自见，明邓以瓒《史记抄》评《平准书》“直指其失，精核无剩语”，且指为谤书，谓“规格与《封禅书》同”。[52]东汉王允、班固，指目《史记》为谤书，以为“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实则罔顾“史官记事，善恶必书”之直书传统。李景星《史记评议》，摘引《平准书》中经典语录，据事直书，作为《平准书》一篇之警策与指归。又叙写平准之设，所以兴利，而兴利之目的在于务财用。于是枚举《平准书》“叙钱法者六，叙卖爵者七，叙盐铁者五，叙告缗者四，叙养马者四，叙酷吏者六，叙劝分者五”，要皆所谓“务财用”。宋叶适《习学纪言序目》称：“《平准书》直叙汉事，明载聚敛之罪，比诸书最简直。”[53]据事直书，美恶得失自见于外，无劳词费。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吴见思（齐贤），完成《史记论文》一书，盖以辞章学评点《史记》。吴氏评赏《平准书》，称“以序事为主，即以序事为议论”。“以序事为议论”之说，即本顾炎武《日知录》之言，所谓“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下列引文，可见其举证论说之大凡：(www.xing528.com)
此篇（《平准书》）以序事为主，即以序事为议论，先以盛衰递变，作一论冒关键，而后逐段逐节，层见层出，凡作三十七段，以尽盛衰之变。而中间段段节节，俱有血脉灌输，是大手笔。通篇以铸钱为主，而串入马政、转粟、商贾、卖爵，而后间之以吏治、风俗、刑罚、战争，四面八方，东来西往，如江潮齐涌，如野火乱飞，偏能一手叙来。穿插贯串，绝无一毫费力，所以为难。[54]
通篇看来，似乎杂乱。其实，征伐是一件，如……是也。兴利是一件，如……是也。刑罚是一件，如……是也。鬻爵是一件，如……是也。巡幸工作是一件，如……是也。……追其立言之意，则以征伐土功，费用浩繁，不得不兴利鬻爵；利不能即兴，不得不严刑。事虽错综，意则一串也。[55]
吴见思《史记论文》，持“以序事为议论”视点，以之评赏《平准书》，模拟前后相近相似之弊政，如马政、转粟、商贾、卖爵诸事案，而后间之以吏治、风俗、刑罚、战争诸相关事端，同时脉注绮交、血脉灌输于“铸钱”之主意上，此之谓比事见义。《平准书》之“败俗偾事，坏法乱纪”（明茅坤《史记钞》语），不必遽下价值判断，如此据事直书叙事，即可“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堪称具文见义，美恶自著。既足以实录盛衰之变化，亦可收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效用。武帝任用桑弘羊等聚敛之臣，美其名为“兴利”，盖武帝征伐匈奴，大兴土木，费用庞大浩繁，遂“不得不兴利鬻爵；利不能即兴，不得不严刑”。宋黄震《黄氏日钞》称：“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56]其说公允持平，颇可信据。
《史记》书写当代、现代之史事，往往触及忌讳叙事之议题。最常见而不可回避者，为中“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之困境；以及忌讳之辞，“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之无奈。为求突破，故叙事传人，致力于形式表达之艺术，用心于比事属辞之《春秋》教示，讲究其事、其文“如何书”之方法。耗财兴利参互成文，是其一法；“推见至隐”之曲笔讳书，更是另外一大法（详下节）。清高嵣《史记钞》，李景星《史记评议》，先后论《平准书》，可见其一斑：
此书（《平准书》）数千言，大约以耗财兴利参互成文。然耗财之事非一，而以边费为最大；兴利之事亦非一，而以平准为尽头。峻法酷吏，因兴利而用也；吏道选举，因兴利而衰也。擅山海之藏，攘商贾之利，用饶于上，财竭于下，其不为亡秦之续者幸耳。篇以秦始，赞以秦终，其旨微矣。[57]
盖平准之法，乃当时理财尽头之想，最后之著。自此法兴，而闾阎之搜括无遗；亦自此法兴，而朝廷之体统全失。太史公深恶痛绝，故不惮原原本本缕悉言之。赞语，从历代说到秦，更不提汉事。正与篇首“接秦之弊”遥应。其意若曰：“务财用至于此极，是乃亡秦之续耳。”[58]
清高嵣《史记钞》论《平准书》，称此书“耗财兴利参互成文”，盖互文见义，为《史记》忌讳叙事之常法。论者称：“互见法正名实，于回护之中，不失历史之真。”[59]此言甚得理实。事实之真相与症结，在于穷兵匈奴，军费浩繁，理财大臣桑弘羊等不得不奉命以平准兴利。故论者指斥：“耗财之事非一，而以边费为最大；兴利之事亦非一，而以平准为尽头。”再由于兴利、平准，而衍生峻法酷吏之用，吏道选举之衰。凡此，《平准书》多据事直书之，体现于叙事中寓论断之法。李景星《史记评议》称：“平准之法，乃当时理财尽头之想，最后之著”，舍此便无计可施。司马迁“原原本本缕悉言之”，是即据事直书，具文见义。意若曰“务财用至于此极，是乃亡秦之续耳”云云，亦即顾炎武“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事外无理，理在事中，比事可以见义，无劳辞费，亦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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