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书法之发用，往往凸显不著、不书、不言之“削”，以见所著、所书、所言之“笔”。换言之，《春秋》笔削之书法，在“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或书或不书，彼此烘托映衬，可以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此乃陈傅良、赵汸所提孔子“假笔削以行权”之义法。[24]要之，此即历史编纂学笔削详略之道。
《春秋》以笔削示义，因史事取舍有别，而呈现详略、重轻、异同之殊异；自详略、重轻、异同之不同，可以据此考求作者之别裁，一书之指归。司马迁著《史记》，一篇有一篇之史义，叙事传人各有特色，犹相体裁衣，多不犯重。《史记·留侯世家》言：张良从容与汉王谈说者，多攸关“天下所以存亡”之事迹与辞文。[25]换言之，无关“天下所以存亡”者，《留侯世家》皆在删削不著之列。方苞《史记评语》引述之云：
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三语，著为留侯立传之大指。纪事之文，义法尽于此矣。[26]
《史记》文献之编比，以《留侯世家》为例，司马迁揭示“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之去取从违准则。历史编纂去取从违之准则，无论比事或属辞，脉注绮交、丝连绳贯者，即是孔子作《春秋》或笔或削之史义。以《留侯世家》言，或书或不书，或著或不著，皆聚焦于“天下所以存亡”之史义。切合此圭臬，即著；否，即不著。著，则笔而书之；不著，则弃而不书。或笔或削，皆视“立传之大指”为定夺。
《史记·萧相国世家》，叙汉初功臣萧何事迹，司马迁强调其取材，非“万世之功”不著，以此作为此篇世家笔削之基准，立传之大旨。《史记·汲郑列传》，传写社稷之臣汲黯，其中云“数谏”，则进言必多；既任九卿，则事迹必众，《史记》于《汲黯传》却一概删略不载。[27]方苞《史记评语》以为，此示笔削之准则：“非关社稷之计，则不著也。”[28]司马迁《史记》所示笔削去取，与取义偏向，可悟作史、为文之义法。
司马迁叙汉武帝征伐匈奴，由于触忌犯讳者多，往往借由或笔或削之书法，以遂行忌讳之叙事与书写。《史记·匈奴列传》假赞论以自见，已微示其意：“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张大可《史记研究》亦稍作提示，如云：
笔削，指史事剪裁，褒贬评议。《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三传并列，篇末赞语安排，别具匠心。《匈奴列传》叙事至李广利降匈奴止，《将相表》不载贰师征大宛事，《卫将军骠骑列传》不述两将军用兵方略；《平准书》述经济，至元封元年而结，都寄有深意。这些笔削微旨，曲尽其妙地表达了司马迁对汉匈战争利弊的分析，和他忧国忧民的深沉思想，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29]
孔子作《春秋》，固然“假笔削以行权”；司马迁著成《史记》，于忌讳叙事，何尝不是“假笔削以行权”？汉武帝穷兵匈奴，耗财北边，司马迁若欲实录直书之，则触忌犯讳孔多，无异直批龙喉之逆鳞。如此而兰摧玉折，将无助于历史之鉴戒。司马迁转化《春秋》之笔削，致力于史事之剪裁：《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就“笔而书之”言，三传并列，篇末赞语安排，《匈奴列传》叙匈奴，至降而止；《平准书》述经济，至元封而结，确实皆寓含深意。至于“《将相表》不载贰师征大宛事，《卫将军骠骑列传》不述两将军用兵方略”，所云“不载”“不述”，即是削而不书不言。司马迁运用或笔或削，或详或略之书法，以显现讽谏之微旨，对汉匈战争利弊之表述，确实曲尽其妙。
1.《平准书》
《平准书》，以兴利耗财参互成文。文中叙汉事，直笔书之，明载横征暴敛之罪，如所谓“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表面讥斥桑弘羊等横敛之臣；其实，乃为尊者讳，微辞讽喻武帝黩武匈奴，坏法毁俗。《春秋》为尊者讳耻，司马迁乃巧用或笔或削以昭指义之法，表述其微辞隐义。明杨慎、清牛运震，民初李景星于此，曾有申说。如云：
是书先叙汉事，而赞乃述自古以来，而寓微辞于武帝，叙事之变体也。不平之意，见于言外，可谓曲而有直体矣。《平准书》，讥横敛之臣也；《货殖传》，讥好货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载而下，有赵汸知之，懿哉！[30]
《平准》，本汉一代之事，非如《封禅》《河渠》，通古今言者。故开端即叙汉事，而留古事附论于后，以志慨焉。所以借古讽今，而寓微辞于武帝。杨慎所谓“叙事之变体”是也。……赞中不叙汉事者，盖借秦事以讽汉事，则不得更及汉事也。于此正见太史公史体之精，文法之妙，诚非好学深思者，不能心知其意也。[31]
盖平准之法，乃当时理财尽头之想，最后之著。自此法兴，而闾阎之搜括无遗；亦自此法兴，而朝廷之体统全失。太史公深恶痛绝，故不惮原原本本缕悉言之。赞语，从历代说到秦，更不提汉事。正与篇首“接秦之弊”遥应。其意若曰：“务财用至于此极，是乃亡秦之续耳。”[32]
《平准书》通幅，皆书汉事；曲终奏雅，篇末“太史公曰”，乃述夏商周三代以来，至于秦朝之农工商兴利，未尝叙汉事。所谓“是书先叙汉事，而赞乃述自古以来”，“开端即叙汉事，而留古事附论于后”，“从历代说到秦，更不提汉事”云云，司马迁或书或不书之笔削去取，或先或后之比事斟酌，皆有深意存焉。原来篇章如此经营设计，“正与篇首接秦之弊遥应”。盖欲借秦事以讽汉事，以秦况汉，故“太史公曰”中不叙汉事。清牛运震《史记评注》以为“所以借古讽今，而寓微辞于武帝”；杨慎所谓“叙事之变体”，皆为见道之言，多能微示司马迁《史记》或笔或削之妙谛。
兴利之事，为《平准书》叙事之主轴。兴利，因征伐匈奴，边费耗财而发；峻法酷吏、吏道选举，亦因敛财兴利而或兴或废。要之，皆亡秦之续者。《平准书》“篇以秦始，赞以秦终”之微旨隐义，清高嵣《史记钞》颇有阐说：
此书数千言，大约以耗财兴利参互成文。然耗财之事非一，而以边费为最大；兴利之事亦非一，而以平准为尽头。峻法酷吏，因兴利而用也；吏道选举，因兴利而衰也。擅山海之藏，攘商贾之利，用饶于上，财竭于下，其不为亡秦之续者幸耳。篇以秦始，赞以秦终，其旨微矣。[33](www.xing528.com)
武帝征伐匈奴，前后四十四年，军费庞大浩繁，举凡击胡之虏级、赏赐、军马、死费、转漕、军甲诸费皆属之。汉武帝之财政，耗财之事非一，不能尽书，以边费为最大。兴利之事亦非一，而以平准为尽头，故详书重叙平准之征敛兴利。峻法酷吏，因征伐耗财兴利而用；吏道选举，因征伐兴利鬻爵而衰，故峻法、酷吏、吏道、选举，亦重提详叙之。均输、盐铁、卖爵、告缗诸弊政，俱于平准法中带收略叙。兴利之议，列举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见商贾尊显用事。其中，尤其详叙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以见蠹国害民之罪。又详著输财助边之卜式本末，恰与桑弘羊之兴利敛财做对比叙事，笔削详略之际，可见太史公用笔微意之所在。
2.《李将军列传》
《李将军列传》叙事之体，有《史通·叙事》所谓直纪其才行者。清牛运震《史记评注》，为之拈出，提示李广之才能优长在“射”，故详叙种种射法，作为《李将军列传》一篇之精神。传神写照，尽在阿堵。其言曰：
一篇精神，在射法一事，以广所长在射也。开端“广家世世受射”，便挈一传之纲领。以后叙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骑、射猎南山中、射石、射虎、射阔狭以饮、射猛兽、射裨将，皆叙广善射之事实。“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云云，又“其射，见敌急，或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云云，正写广善射之神骨。末附李陵善射、教射，正与篇首“世世受射”句收应。此以广射法为线索，贯串者也。[34]
公孙昆邪曾谓：“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善射之种种，自是个中之胜场。其中射法十有二，类比叙事，犹重峦叠嶂，美不胜收，自然以复沓见神韵。据事直书，动态形象演示其“射”，诚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苏轼《传神记》所谓“得其意思所在”，能掌握事物之本质特征，犹顾恺之图像，颊加三毫，顿觉精彩殊胜。[35]司马迁叙写李将军出神入化之射法，李景星《史记评议》，品赏之，以为“或正或侧，或虚或实，直无一笔犯复”。此属辞约文之笔削与斟酌。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叙述李广一生之胜负成败。胜负成败之撰述，详略、重轻往往相反相对。一篇之义，观其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重或轻，可以知其然。清姚祖恩《史记菁华录》以为：《李将军列传》“略其败，而详其出奇制胜之勇”，正切中其中叙事之义法：
史公甚爱李广，而独不满于卫青。……至如广之任情孤往，败处每多于胜处。然略其败，而详其出奇制胜之勇，令人读之，满腔都是奇特意思，则文字生色不少。如射雕一段，精神更自烁烁可爱。[36]
清姚祖恩《史记菁华录》以为：“广之任情孤往，败处每多于胜处。”然《李将军列传》略言其任情败战，而详叙其出奇制胜之勇，忠诚信实之忱。如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叙匈奴畏李广之兵略，士卒亦乐从之，而苦程不识。又称：李广治军简易，人人自便；刁斗不警，文书简约云云。以及前文所叙李广善射，射匈奴射雕者一段，匈奴号曰飞将军，等等。详其奇而略其败，于是文字生色，引人入胜。盖李将军一世奇气，负一腔奇冤，司马迁遭遇适与之相当。于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我胸中之块垒，往往发用为一篇奇文。清牛运震《史记评注》所谓：“太史公作《李广传》，一腔悲愤不平之意，已泄露殆尽。正借李广生平，写自己胸臆也。”[37]比兴寄托，经、史与文学不异，由此可见。
就比事属辞而言，义昭笔削之书法，最可于叙事法中体现。平序、直序之外，如闲叙、插叙，《史记·李将军列传》皆有可观。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特赏其语叙、言叙，以及带叙。其言曰：
李将军战功如此，平序直序，固亦可观。乃忽分为千绪万缕，或入议论，或入感慨，或入一二闲事，妙矣。又忽于传外插入一李蔡，一程不识。四面照耀，通体皆灵，可称文章神技。吾尤爱其以李将军行军方略，于程不识口中序出。广之为人，反从射虎带下。而其不侯杀降事，偶在王朔燕语点明。错综变化，纯用天机。有意无意之间，令人莫测。[38]
《史通·叙事》论叙事之体有四，其三曰因言语而可知，指叙事方式，选择对话谈说，以替代叙事，推进情节、刻画性格、展示场景、交代枝节，[39]一般谓之对话艺术。《史记·李将军列传》叙事传人，犹无何之树，随刀改味；又似山阴道上，移步换景。如吴见思提示：“李将军行军方略，于程不识口中序出”；“而其不侯杀降事，偶在王朔燕语点明”，此借乙口叙甲事、之法，最为灵动不板。借同为边将之程不识，论述李广之行军方略，深具说服效力。李广所以终老难封，委由望气者王朔燕语点明，于天人之际代言，不得不令人信服。
清代方苞（1668—1749）研治《春秋》，按所属之辞，核以所比之事，辨析孰为旧文，孰为笔削。影响所及，遂因《春秋》书法之触发，而倡导古文之“义法”。方苞曾云：“‘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40]义在先，法居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就司马迁《史记》言，一传必有一传之立意，或谓之主宰，或称为主意，皆经由比事与属辞之法带出。明陈仁锡《陈评史记》论之曰：
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如《李广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卫青传》，以“天幸”二字为主。[41]
宋陈骙《文则》云：“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不惟辞之缓急轻重生乎意，即事之笔削详略，亦取决于义。《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有所谓其事、其文、其义。其事、其文，为“如何书”之法，与“何以书”之义互为体用。故方苞论义法，有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之提示。[42]《李将军列传》，既以“不遇时”为主意，则模拟、对比史事、连属修饰辞文，或笔或削之际，多脉注绮交于此，于是主意之所在，史义之归宿，叙事皆较详、较重。《卫将军骠骑列传》，以“天幸”二字为主，则排比史事聚焦于此为多，属辞约文，亦绳牵丝贯于“天幸”之主意。因此，全篇于主意之关注，亦偏详、偏重。观笔削详略，可以昭示指义，亦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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