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刘知几《史通·直书》引谚语：“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因此，一般史官面对忌讳叙事，往往“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所谓“申以劝诫，树之风声”之使命，[11]如何实践力行？在在攸关忌讳叙事，应如何表述？换言之，在“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详下）之文化制约下，历史真实与明哲保身之间，如何取得报道之平衡？《诗·大序》论风，所谓“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可权作忌讳叙事之圭臬，忌讳书写之指南针。
书事传人，若如《史通·直书》所云“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则批逆鳞、触忌讳，人之不存，书于何有？史官之天职，在守先以待后，实录一代之信史，故司马迁著《史记》，宗法孔子作《春秋》。[12]《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称：“《春秋》推见至隐。”[13]《匈奴列传》亦云：“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4]叙事传人，若“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则往往出以“推见至隐”之曲笔讳书。《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如是，《史记》成一家之言，书一代之信史，亦复如是。讲究忌讳之叙事或书写，亦不失为良史之风范。
基于伦理亲情，人际交往，儒家思想有所谓隐讳者，盖缘情理所当然，顺理而行。《论语·子路》载孔子之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盖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虽不得正，不失为直也。[15]《春秋》书法，有所谓三讳，已从修身齐家，推拓至治国平天下。《公羊传》闵公元年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闵公尊者，《春秋》为之讳；齐季友亲亲、贤贤，故亦为之讳。《谷梁传》成公九年亦云：“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16]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称：“讳者，非隐其恶，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17]尊尊、贤贤、亲亲，《春秋》之大义，曲笔讳书因之以成文。
《春秋》参考鲁史记以成书，以夫子窃取之义观之，历史编纂时，必有或笔或削存在其中。《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18]何谓笔削？下笔之前，临文之际，必先存有一指义在胸中，以之作为史事去取之准的，辞文从违之指南。然后形之于文，则有书，有不书。“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相反相成，彼此互发其蕴，互显其义。取舍依违之际，而史义已寓乎其中。此孔子作《春秋》，假笔削以行权之原委。[19]
探究笔削书法，有助于推求司马迁《史记》之忌讳叙事。其中介法门，则在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属辞比事之《春秋》教，盖孔门研治《春秋》之心法。其法精简易行，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提示：“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也。”[20]据其事、凭其文，借形而下之器，即可推求形而上之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提示义法之原始，称“孔子论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云云[21]，已微示事、文、义之脉注绮交，互为体用之关系。(www.xing528.com)
宋黄震《黄氏日钞》曾言：“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在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耶？”[22]《史记》叙事传人，或详略互见，或名实相参，或抑此扬彼，或文与而实不与，要皆比事属辞《春秋》教之衍化。追本溯源，若准以《春秋》笔削昭义之原理，则《史记》有关忌讳叙事之书法，可借或笔或削，互显其义，而考索得之。司马迁作史，每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后世或以《平准书》为谤书，职此之故。为问：信史，或谤书，将如何认定？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论说“《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基本体现在“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层面上；而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则借由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笔削表述之。同时，其事、其文，或笔、或削，又皆脉注绮交于“独断于一心”之义。其言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23]
《春秋》指义，出自孔子独断之别出心裁，以之褒贬劝惩，以之赏善罚恶。定、哀之际触忌犯讳既多，于是比事属辞之《春秋》教，因应世变，推见至隐，遂衍化为“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之书法。司马迁纂修《史记》，叙写汉武帝讨伐匈奴，是所谓现代、当代之史，犹《春秋》作于定、哀之际。因触忌犯讳者多，故微辞隐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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