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答客问上》云：“《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意谓：《春秋》笔削之义，体现于“事具始末”之比事，以及“文成规矩”之属辞上。史事如何编比？文辞如何连属？攸关笔削之义，与叙事之法。而笔削去取，体现在比事属辞之详略、重轻上；详之、重之所在，即是一篇取义之所归。
伍举得罪楚执政者，于是去楚奔晋。道遇相善之蔡声子，于是声子为恢复伍举之职位，而游说楚令尹子木。说服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前半，偏重属辞；后半，侧重比事。比事部分，笔削出楚材晋用之个案四则，就楚材晋用，“以害楚国，不可救疗”之实况，和盘托出。论者称：《声子说楚》，与《吕相绝秦》，皆《左氏》“借一段议论，为全部春秋前后作关锁，非苟作者”。[56]所谓借一段议论作关锁者，即是决断去取，因事命篇，“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之纪事本末体行文表述。
声子说楚复伍举，前半谈说重属辞，分为两截：先拈出刑滥与赏僭，后申之以劝赏、畏刑、恤民。要之，以刑滥、畏刑为主，赏僭、劝赏为衬托；至于恤民，则是陪笔。凡此，可见属辞之大凡。特提刑滥、畏刑，卒章又突出“淫刑”，牵上搭下，渐入正题，扣切“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处国，不可救疗”之篇旨。后半文章，运用排比类似史事之比事法，枚举析公、雍子、子灵、苗贲皇四则楚材晋用之个案，作藉宾形主之烘托。全文四宾陪一主，比事以见义，自以恢复伍举职位为主体，卒章显志，暗示影射，伍举即将成为第五位楚材晋用之祸患。[57]令尹子木闻言恐惧，言之于王，楚国不得不设下停损点。
声子所举楚材晋用之四人：析公奔晋，以为谋主，在《左传》文公十四年（前613）；绕角之役，在成公六年（前585）；晋侵蔡袭沈、获其君，在成公八年（前583）。雍子奔晋，彭城之役，在成公十八年（前573）；晋降彭城，见襄公元年（前572）。子灵（申公巫臣）奔晋，在《左传》成公二年（前589）；通吴于晋，详成公七年（前584）；吴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详成公七年（前584）。苗贲皇奔晋，见《左传》宣公四年（前605）；鄢陵之役，详成公十六年（前575）。楚材晋用之四人，或令楚失华夏，或使楚失东夷，或致楚疲于奔命，至今为患；或促成郑叛、吴兴、楚失诸侯。若依编年纪事，将分属八处叙记。今因声子说楚，类叙弃贤才、资敌国之谋主四人，《左传》叙事，决断去取，“不以年次为先后，随口吐出，以类相从而已”。就楚材晋用，造成楚国莫大危害一事，因事命篇，亦“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之纪事本末体叙事也。
春秋史，是一部诸侯争霸之历史。晋自文公城濮一战，胜楚、制楚、创霸之后，历晋悼公中兴，主盟华夏前后达一百二十余年。晋楚争霸，二雄霸业互为消长，其他侯国之或依或违，分合聚散皆随之，而春秋时代之国际秩序，遂因之而调整与改易。故研治《春秋》《左传》，或考察春秋史，掌握诸雄霸业之彼消此长，则思过半矣。(www.xing528.com)
襄公以前，争霸中原者为晋楚两大国。楚国惟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胜晋败，楚庄王称霸一时而已，其余皆晋国主盟华夏。成公七年，申公巫臣通吴于晋，于是晋联吴以制楚。其后晋霸不竞，楚势亦日削。清姜炳璋《读左补义》称《左传》“于兴衰交关处，必有一篇大文，牢笼后来结局”；[58]不止如此，《左传》于世局变革之际，往往出于终始本末之叙说，因事命篇，汇聚一处，以串联散分，囊括相关，此真纪事本末体之权舆。
晋楚争霸既为春秋之大事，为救济编年体事迹不连贯之缺失，《左传》于城濮之战晋文公称霸之前，先叙《重耳出亡》一篇文字，因事命篇，出以纪事本末体，预示亡公子而有得人之望；营造其天启之势，而返国、称霸之气象跃然纸上。《吕相绝秦》，叙麻隧之战，因《绝秦》而因事命篇，综括秦穆公以来，近七十年秦晋交兵之种种，为晋悼中兴霸业作见证。《蔡声子说楚》，亦藉声子复伍举之外交辞令，因事命篇，叙三十年来楚材晋用之祸害，造成楚失华夏、楚失东夷、楚失诸侯、疲于奔命之恶果，亦导致楚霸衰歇之结局。如此叙楚材晋用之虚实，晋楚争霸情势之消长，已昭然若揭。
由此观之，《左传》叙事之“爰始要终，本末悉昭”，文简事豁，无编年纪传之失，颇饶纪事本末体之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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