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长于叙事，尤其工于叙写战事，千古以来无出其右。《左传》叙战之妙，无论长篇如城濮之战（僖二十八）、邲之战（宣十二），短幅如柏举之战（定四）、檇李之战（定十四），篇篇多有自家面目。妙在能因事命篇，体圆用神，故古今传诵不绝。
春秋五大战，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晋楚邲之战（宣公二年）、晋齐鞍之战（宣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吴越笠泽之战（哀公十七年）。叙战写谋，决断去取，神明变化，固无论矣。其他，如周郑
葛之战（桓公五年）、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秦晋韩之战（僖公十五年）、宋楚泓之战（僖公三十二年）、秦晋崤之战（僖公三十三年），乃至于吴楚柏举之战（定公四年）、吴越檇李之战（定公十四年）诸什，要皆叙战之神品、妙品。司马迁《史记》而下，叙写战事，多从中取法，信为千古叙战之典范。就叙战而言，自是因事命篇之纪事本末笔法。
《吕相绝秦》，就《左传》之历史叙事而言，原为秦晋麻隧之战之一环。《左传》叙麻隧之战，谋篇安章之比事与属辞，与其他篇章叙战之决断去取迥然不同。麻隧之战，详叙《吕相绝秦》之外交辞令，却略写战事；《吕相绝秦》外交辞令，又重叙文公以来秦负晋之种种，而轻点晋悖秦德之实情。详略、重轻之际，自见《左氏》笔削见义之大凡。《左传》作为历史叙事之宝典，叙写战事，必提示胜负成败之所以然，颇有益于后世应变御变之资鉴。故叙战而详载辞令，重写绝秦，重轻详略之笔削，“义以为经”之决断去取，麻隧之战晋胜秦败之缘由，遂巧妙呈现。夷考其实，不过运用属辞比事之《春秋》教而已。
麻隧之战，晋胜秦败，晋国制胜之关键因素，取决于《吕相绝秦》一篇外交辞令。秦晋军事冲突长达六十九年，始于殽之战，终于十三国之伐。“干戈日寻，兵连祸结，未有如二国之甚者”；清马骕《左传事纬》称：“吕相之绝秦也，以殽师责穆，以令狐、河曲责康，以辅氏责桓，其词多文，秦不能对。”[53]其实，秦晋二国之兵争，各有曲直，而吕相片面之词，强辞责秦；背理饰辞，十居七八：“如殽之役，以仇报德；而以为散离兄弟，倾覆国家；刳首之役，以为帅我蟊贼，尤为灭天理、丧本心之言。”[54]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亦云：“秦晋交兵，自败殽以至令狐，自令狐以至迁延之役，曲直各有攸归。而论其始俑，则晋实负秦，秦无负于晋也。”[55]秦晋交兵之是非曲直，诚如马骕、高士奇所言；《吕相绝秦》外交辞令之悖理饰辞，高居十之七八。然吕相竟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赢取麻隧之战之胜捷，此又何说？(www.xing528.com)
事有详略重轻，理有利害曲直，或笔或削，决断去取，足以体现说者之意图。《左传》叙吕相绝秦之事，要在借详略重轻之笔削，以逞颠倒曲直，混淆利害之意图。秦晋之军事冲突，自秦穆公始，中经秦康公，至秦桓公，吕相所陈，所谓韩之师、殽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云云，大多事理全悖，特出于矫诬夸诈之词而已。唯《吕相绝秦》篇终，叙出令狐之盟，特举秦背盟招狄、求盟于楚二事。一篇外交辞令，曲在秦，直在晋者，唯此而已。吕相比物联类，饰辞驾罪，推广此一指义，于是前此之交兵，其非、其曲全在秦；而其是、其直皆在晋矣。以此类推，故秦无往而非曲，无役而称是矣。《春秋》以或笔或削取义，转化为外交辞令之巧用详略重轻，亦比事属辞之书法也。
《吕相绝秦》所叙秦晋交兵诸战役，韩之师，详《左传》僖公十五年（前645）；殽之师，详《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27）；令狐之役，见文公七年（前620）；河曲之战，见文公十二年（前615）；辅氏之聚，见宣公十五年（前594）；令狐之会，在成公十一年（前580）；而麻隧之战，在成公十三年（前578）。上述交兵事迹，依编年体例，业已分属七处叙记。吕相《绝秦》辞令，为夸饰秦背令狐之盟，召狄与楚之二三其德，于是历数近七十年之交兵战役，化零为整，混淆其是非曲直，通叙于一篇之中，切合“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古春秋记事成法。于是编年体事迹之不连贯，纪传体叙事之伤烦冗，皆得以救济。
《吕相绝秦》一文，以辞令为叙事，确实有《文史通义·书教下》所云：纪事本末体“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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