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春秋之记事成法，为“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于是本为一事之叙记，自始微、积渐，而至发展、结局，受限于编年体之年经事纬，不得不横隔阻断，星罗棋布，相关之事件大多难以连属类次。若撤除编年之藩篱，以事类首尾相从，将可能重现孔子笔削鲁史，编作《春秋》时之原初状态。《春秋》之本末叙事如此，《左传》之历史叙事，属辞比事，又何尝不然？
《春秋》所载史事，或大或小，或历三五年，或历十余年，更有历经数十载，甚至百余年者。由于编年记事，以年月为经，以史事为纬，事以系年，故相关史事散漫横隔，难以统属。研治《春秋》者，往往考察自始至中，自中至终之叙事，觑定其中屡书、再书、累书、连书、不一书者。运用属辞比事之法，系统概括而总论之，往往可借以推求孔子《春秋》窃取之义。《春秋》宋学家之探索微旨隐义，多时时运用之，如宋孙复、萧楚、胡安国、陈傅良、刘朔、家铉翁，元程端学、黄泽、汪克宽、赵汸，清毛奇龄、张自超、方苞、顾栋高、孔广森、钟文烝、张应昌诸家。[34]要之，皆持比事属辞之《春秋》教，做整体掌握，系统考察，于是《春秋》迷茫隐晦之指义，率能解蔽与破译。
《左传》与《春秋》，就史书之文体分类而言，皆属编年体之史乘。就文体之发展与演进言，《左传》更加醇熟，规模更加宏伟。假设撤除《左传》编年之藩篱，重新类编重组，则《左传》可为君臣之本纪、列传，侯国之世家；且可类次其事之本末，以成纪事本末之书。何以知其然？盖《左传》阐发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其叙事自见终始本末，故类编重组不难。
中国史书有三大体例，互有得失：编年体，以时间为主，事系时序，前后井然，其失在相关事迹不衔接，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事迹为主，而岁时不明，相关之人与事载记重复，《史记》《汉书》为代表。至于以相关事件为主，兼取编年、纪传之优长者，论者以为：当迟至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出，方见创始之功。若据本文前幅所论，笔者以为记事本末体之滥觞，当最早发祥于《左传》。
古春秋纪事之成法，为“爰始要终，本末悉赅”。《左传》以历史叙事解说《春秋》，实深得古春秋、《尚书》叙事之遗绪。今考索《左传》之历史叙事，如郑伯克段于鄢（隐元）、长狄绝种（文十一）、赵盾弑其君（宣二）、郑伯兰卒（宣三）、若敖氏之灭（宣四）、崔杼弑其君（襄二十五）诸什，叙事在一年之内，有首有尾，本末悉昭，《左传》叙事，若此者极多，可以不论。(www.xing528.com)
就史书文体分类学而言，《左传》与《春秋》近似，皆属于编年体。在形式上，与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截然不同。然自宋章冲仿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编成《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于是纪事本末体之《左传》读本渐出。后人重编纪事本末新著，不过因史事而类聚群分编纂而已。
如明唐顺之《左氏始末》十二卷，清马骕《左传事纬》十二卷、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二卷、民初吴闿生《左传微》十卷、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十二卷。章冲以下诸家著述，或以事件分，或以侯国别，皆以本末叙事为纲，以相关史事为纬，而成纪事本末体著作。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称纪事本末体之优长，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35]诚哉斯言！其所以然者，可以印证《左传》叙事，薪传“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古春秋记事成法。
就整体而言，《左传》确为“以事系日，以时系年”之编年体。年月井井，不相紊乱。唯《左传》编年叙事时，单一事件，为求“爰始要终，本末悉昭”，往往转变“以事系年”，而成“以年系事”之纪事本末体。以笔者观之，《左传》叙事，有事件横越数年，却同置一年之中者，决断去取，因事命篇，既张其本，复继其末，原始要终，首尾一贯，其纪事本末之权舆乎？如《重耳出亡》《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复伍举》《吴季札出聘》《王子朝告诸侯》诸什，纪事本末之体式，已不疑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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