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历史语境都具有不可还原性。因为经典文本的解读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空间和阅读主体中展开的，所以接受者或研究者在解读时所呈现的文本语境，都带有当下的时效性、强烈的主体性。杜预对《左传》用诗的研究都带有二度阐释的属性：一是用《诗》者的一度阐释——无论是引《诗》说理或赋《诗》言志，所用之诗意实际上是用《诗》者接受生成的意义，而不可能完全是文本的原始含义。二是杜预的二度阐释——既包括对经典原始含义的阐释，也包括对用《诗》者接受生成意义的阐释。而后者则主要着眼于引《诗》者当下的现实语境。
赋《诗》言志或者引《诗》说理常常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也包含着一种独特的隐秘的心理现象：赋《诗》言志或引《诗》说理的发生，其深层都包含着用《诗》者的心理阐释的过程。因此，用《诗》所呈现的意义都是用《诗》者接受生成的意义，亦即由文本原始含义衍生而来的当下的现实语境意义。这种特殊的文学史现象以及文学批评现象，不仅影响了后代摘句式批评的产生，而且也影响了后代自由引申式批评的产生。杜预对这类用《诗》的研究，特别注意揭示用《诗》者当下的现实语境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诗》比兴义的阐发。《诗》之比兴所涉及的诗学，本质是象与意的关系问题。杜预不仅揭示“比”的特点，剖析其象中之意，而且汲取郑笺的研究成果，特别注意揭示“兴”中所包含“比”的意义。如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来聘且拜公之辱，告将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杜注：“《摽有梅》，《诗·召南》。摽，落也。梅盛极则落，诗人以兴女色盛则有衰，众士求之，宜及其时。”[19]《摽有梅》是一首情歌。杜预认为，此诗是从女性角度来描写的，女色盛则有衰，宜及时而嫁。毛传以为“摽有梅”是兴，郑玄虽也说是兴，但具体阐释却又是比。如首章“摽有梅，其实七兮”，毛传：“兴也。摽，落也。盛极而堕落者，梅也。”郑笺：“兴者，梅实尚余七未落，喻始衰也。”[20]毛传认为是兴而赋，郑笺认为是兴而比。杜预采纳郑笺，凸显了兴中所包含的比之意义。又如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杜注：“《黄鸟》，《诗·秦风》。义取黄鸟止于棘桑，往来得其所，伤三良不然。”[21]意取毛传，又融合了郑笺“兴者，喻臣之事君亦然”的阐释方法及内容。其实，大多数《诗》之起兴多带有比的意味，因为一切物象如果与主体情感没有产生心理上的联系，就不可能转化为诗歌意象。如文公七年，“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杜注：“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阴庥之多。谓诗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孔颖达曰：“《王风·葛藟》之篇也。彼毛传以之为兴，此言君子以为比者，但比之隐者谓之兴，兴之显者谓之比。比之与兴，深浅为异耳。此传近取庇根理浅，故以为比。毛意远取河润义深，故以为兴。由意不同，故比兴异耳。”[22]孔氏取刘勰关于比兴的观点，认为兴与比不可分割。“兴之显者谓之比”，比是兴的表层意；“比之隐者谓之兴”，兴是比的深层意。“传近取庇根理浅”为比，比是诗的局部意；“毛意远取河润义深”为兴，兴是诗的整体意。所以出现“兴”与“比”理解上的差异，乃理解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是非常有创新意义的阐释，对于理解杜预对《诗》之比兴的阐释也不无裨益。注意揭示“兴”中含“比”的意味，就使诗歌解读由象而意，渐次展开。
第二，对用《诗》者当下语境义的补充。举凡以诗言志皆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或断章取义，引申发挥；或言此意彼，联想暗示。若依《诗》序，三百首每篇都有一个集中的主旨。举凡主旨单一，不易产生歧义的作品，杜预先概述诗的比喻义或引申义，如上文所引的《摽有梅》《黄鸟》《葛藟》等，然后再揭示引诗当下的语境意义，如《摽有梅》“宣子欲鲁及时共讨郑，取其汲汲相赴”之阐释。然而一首诗的主旨往往又是从不同层面表现出来，而不同层面又可以引申出不同的意义阐释。对于这类引诗，《集解》多借引诗的前后语境，先补充所引诗的意义落脚点的诗句，然后阐释其当下的语境意义。如文公四年：“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杜注：“《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晞，干也。言露见日而干，犹诸侯禀天子命而行。”《湛露》出自《小雅》，是一首宴饮之诗。《序》曰：“天子燕诸侯也。”[23]毛传：“露虽湛湛然，见阳则干。”郑笺：“兴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叶低垂。喻诸侯受燕爵，其仪似醉之貌。”[24]杜预解释诗句本意虽取毛传，阐释的比喻意则与郑笺大异。郑认为以枝叶低垂喻似醉之貌，杜却认为“阳”喻天子，“露”喻诸侯，阳出而露干比喻“诸侯禀天子命而行”，凸显天子令行即止的无上权威。显然，杜预所阐释的并非诗之本意，而是用诗者当下的语境意义。因为“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此二乐乃天子宴饮诸侯之歌，文公令乐工奏之，即有僭越君臣伦理之意，故宁武子谓此诗乃“天子当阳，诸侯用命”。杜预特别呈现用诗者所取阳之于露、不可僭越之意而引申发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昭公十六年，分别有两次大型的赋诗活动，最能体现春秋赋诗言志的特点。赋诗者借赋诗以言志，主持者借赋诗以观人。赋诗者抓住诗意的某一点，引申发挥，言此而意彼；主持者在赋诗者所取诗篇及诗意中考量赋诗者的道德人品。如襄公二十七年：“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杜注：“《草虫》，《诗·召南》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以赵孟为君子：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25]《序》曰：“《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孔颖达曰：“经言在室则夫唱乃随，既嫁则忧不当礼，皆是以礼自防也。”[26]本是一首爱情诗，与治国御民毫无关联。赵孟所以认为子展为君子，是因为诗有“我心则降”云云，表现出子展忧心于礼，居高位而降心于民，故可为民之主。显然，杜预阐释着眼于赋《诗》者当下的语境意义。杜预阐释《左传》用《诗》，并非专门研究《诗》学，所以特别注重揭示用《诗》的现实语境意义，是为了阐明《左传》的意旨。本来，对当下语境意义的阐释，与探求《诗》的原始含义也并无必然联系，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史现象——文学效果与文学接受之间在这里获得了统一。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也应该成为文学史描述的重点。这种文学史现象，清人谭献概括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27]前有《论语》对诗之“巧笑倩兮”的阐释，后有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说，都是属于这种特殊的文学接受现象。这也为“诗无达诂”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注脚。(www.xing528.com)
需补充说明的是，杜预解《诗》，实际上还包含着用《诗》者当下语境意义和诠释者当下语境意义的双重性。也就是说，杜预在对用《诗》者当下语境意义的揭示中又表现了杜预对用《诗》者接受生成意义的再度诠释。因此，杜预在解读用《诗》者当下语境意义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投映了西晋时代的《诗》学观念。如上文所引对《大雅·皇矣》“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解读。杜预认为：“言文王暗行自然，合天之法。”而郑笺则曰：“其为人不识古，不知今，顺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诚实，贵性自然。”[28]比较二者的阐释，可以看出，郑玄“顺天之法”，强调文王“贵性自然”的自觉性；杜注虽意取郑笺，但以“暗行自然”突出文王“不识不知”的自然之性，突出“合天之法”的本然情性，显然渗透了玄学的思辨方式。
春秋用《诗》，或取《诗》比兴义，或取《诗》引申义。前者呈现的是《诗》之象与意、表层意与深层意之间的关系；后者显现的是《诗》之创作与接受、原始义与衍生义之间的关系，是《诗》在接受、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文学史现象。杜预对前一种语境意义的呈现，深化了文本原始含义的阐释；对后一种语境意义的呈现，揭示了《诗》接受生成意义的特殊性。前者为诗歌文本阐释提供了摹本，后者为研究诗歌接受史提供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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