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达诂”，诗歌文本的意义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在接受中呈现出来。“历史的距离”是影响经典解读的重要因素。经典的文本意义产生于特定时代，并且随历史的发展和接受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开放特征。因此，不同时代、不同接受主体，对于同一种文本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阐释。但是，努力追寻文本的本来意义，最大限度地追寻读者当下呈现的文本语境与可能存在的历史语境的“视界融合”，亦即追寻读者解读的意义与文本意义尽可能地叠合，是经典诠释的主要原则。杜预循古文经学的治经路数，“原始要终”是其基本学理特点，因此其语词训诂、章句辨析及本事考索，都试图在可能的历史语境的还原中揭示文本的本来意义。
先言训诂语词。语词训诂主要是探求语言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概念意义，可以称为历时性意义。通过对语言在某一历史区间概念意义的阐释，在历史语境中，追寻文本的本意。因此，语言的历时性意义是理解文本意义的连贯古今的信息载体，从而使文本超越时间界限而为后人解读提供了可能。古文经学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最大可能地再现文本的历史语境。《集解》在这方面特点非常突出，如僖公九年：“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杜注：“帝，天也。则，法也。言文王暗行自然，合天之法。”“僭，过差也。贼，伤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则可为人法则。”[11]前诗引《大雅·皇矣》，是周人叙述祖先的开国史诗。其“帝”“则”二词，毛传未单独训释，郑笺则将语词训释融合在章句阐释中。关于“则”之训释，古今并无异议。然而“帝”的训释则微有不同。《字汇》曰：“帝，上帝，天之神也。”故今人高亨解释：“此二句言文王不知不觉地自然遵循上帝的法则。”[12]那么，杜预何以训为“天”？因为远古时上帝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虚拟存在，它以天的形式显示其力量的存在。因此天的法则也就是上帝的法则，所以杜预补充“帝，天也”的训诂。而高亨的解释则胶着于本意而背离了语言意义的历时性。后诗引《大雅·抑》，告诫周朝贵族修德守礼、谨言慎行。毛传：“僭，差也。”郑笺：“当善慎女之容止，不可过差于威仪。女所行，不不信、不残贼者少矣，其不为人所法。”[13]杜注“僭”取自郑笺，补充“贼”的训释，其句意阐释又紧扣《诗》所言之“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心有所忌则言必“过差”，志在克人则威以伤人，惟有不忌不克，则为人效法之榜样。因为《左传》与《诗》处于一个相近的历史区间，杜注不离《左传》的历史语境，又抓住《诗》的整体语境，所以其语词训诂、句意阐释，都能呈现《诗》之语言的历史语境意义。
次言辨析章句。杜注训诂语词，实则为辨析章句服务；而辨析章句也特别凸显《诗》意阐释的历时性特点。如昭公八年，“叔向曰：……《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谓乎！”叔向所引乃《小雅·雨无正》。毛传：“哀贤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可也。可矣，世所谓能言也。巧言从俗，如水转流。”郑笺：“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于舌，其身旋见困病。巧，犹善也。谓以事类风切剀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过，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乱世之言，顺说为上。”[14]《集解》：“不能言，谓不知言理。以僭言见退者，其言非不从舌出，以僭而无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哿，嘉也。巧言如流，谓非正言而顺叙，以听言见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征，自取安逸。师旷此言，缘问流转，终归于谏，故以比巧言如流也。当叔向时，《诗》义如此，故与今说《诗》者小异。”[15]显然，关于此《诗》阐释，毛传、郑笺与杜注大相径庭。不仅训诂不同，如“哿”，毛传训“可”，杜注训“嘉”，而且句意阐释也不相同。毛、郑认为，“不能言”者，是“不能以其正道曲从君心”的贤者，“能言”者是“阿谀顺旨，不依正法”的小人。杜预认为，“不能言”者，是“不知言理”“僭而无信”之小人，“故身见困病”而可哀之；“能言”者是“巧为言语”“其言信而有征”的贤者，故能“自使其身处休美之地”而可嘉之。杜预还特别指明：“叔向时，《诗》义如此，故与今说《诗》者小异。”古今说《诗》的不同，乃因为《诗》意的阐释也同样具有历时性的特点。故孔颖达疏：“云‘叔向时《诗》义如此’者，但叔向此言在孔子删《诗》之前，与删《诗》之后，其义或异。”[16]叔向所说《诗》意是否一定是孔子删《诗》前的《诗》之原意，难以确论；但是由此也可说明，杜预辨析章句，能够自觉地在历史语境中探求《诗》的本意。杜预对赋《诗》“造篇”的研究，几乎全是探求《诗》的本意，如《载驰》《常棣》等。这种研究的本身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www.xing528.com)
再言本事考索。由于文本生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对某种特定历史背景的语言阐释，因此文本的意义并非仅仅是语言的历时性的概念意义，同时又承载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意义。因此考索诗歌本事，一直为诗学家所瞩目。虽然受注释体例及书写条件的限制，《集解》言简意赅，有关《诗》之本事往往也点明即止。凡毛传、郑笺详细明确而无异议，则不另注；若间有争议，疑不能明，则说明之。如宣公十二年：“《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杜注：“《汋》，《诗·颂》篇名。铄，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须暗昧者恶积而后取之。《武》，《诗·颂》篇名。烈，业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无疆之业。”[17]汋，毛诗作“酌”。关于此诗本事，毛传：“《酌》，告成《大武》也。”郑笺：“于美乎文王之用师，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养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恶。是周道大兴，而天下归往矣。”[18]毛传以为是告《大武》之成，乃歌武王之事；郑笺则以为是赞美“文王之用师”，二说不同。杜预弃郑笺而取毛传，明确指出，《酌》诗乃赞美武王能遵循天道，纵养纣之暗昧，待其恶行满盈而后诛之以定天下。从后两句“时纯熙矣，是用大介”看，此诗所表达的逻辑次序是：周经过“遵养时晦”，而后“于铄王师”，最终“时纯熙矣，是用大介”，即诛殷纣而周道明盛。完成这样的历史转折，显然是武王而非文王。因此，杜预取毛传而弃郑说，是完全准确的。同样，《武》诗亦是奏《大武》之歌，像武王伐纣之事，诗云：“于皇武王，无竞惟烈。”诗意较上诗更为明确，故杜曰“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无疆之业”。通过考索本事，能够从历史语境上解读诗歌，因此所阐释的观点也就大抵切合诗歌原意。
可见，《集解》关于《诗》的研究，无论语词训诂、章句辨析，还是本事考索，虽阐释方法未脱古文经学家的路数，但是阐释内容又常与古文经学家不同。然而，由于杜预解《诗》能从历史语境出发，所以异于古文经学者，也大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后代《诗》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注重语词、章句、本事的历时性与对应性，对于文学创作的词语选择、句意锤炼、本事表现也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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