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研究的津梁：《左传》引《诗》、赋《诗》再考索

《左传》《诗》学是杜预《诗》学产生的基础，是论证杜预《诗》学的逻辑起点。关于《左传》《诗》学研究的论文积案盈箱，20世纪前期，顾颉刚、朱自清、夏承焘即发表了相关论文^[1]；20世纪80年代后，不仅专论文章层出不穷，而且相关专著也列出专章深入探讨^[2]，毛振华^[3]有详细介绍。无疑，这些研究对于揭示《左传》《诗》学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本文认为，如果从纯粹《诗》学的观念上看，《左传》的《诗》学意义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保留了部分逸诗，具有《诗》学的文献学意义。二是《左传》所载之引《诗》、赋《诗》，一部分表达用诗者之志，具有现实语境的意义；另一部分阐释诗中之志，具有历史语境的意义。因为《左传》与《诗》产生时间最为接近，故对《诗》中之志的阐释也最为接近《诗》的原始意义，因而成为研究《诗》之津梁之一。

《左传》的《诗》学文献意义，首先表现在对逸诗的保留上。统计《春秋左传正义》，《左传》引“逸诗”计15首，因现有诸家专论统计有误，故列表如下。

表1　《左传》引“逸诗”统计表

续　表

从表1可以看出，《左传》引《诗》15首中，10首有辞无目，5首有目无辞。其中大雅6篇，小雅4篇，风5篇。周诗1篇，不详分类，或为周颂。另有襄公二十一年引《小雅·采薇》“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二句，杜预注：“案今《小雅》无此全句，唯《采菽》诗云：‘优哉游哉，亦是戾矣。’”^[4]或为逸诗，或为异文，疑不能明。钩稽《左传》佚诗，对于考察《诗》之原貌及删《诗》、编《诗》都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

赋诗言志是春秋贵族特有的一种话语方式，其形式也有不同。《左传》所涉及的用《诗》，实际上并非止于“赋诗言志”，而主要包含赋《诗》、引《诗》两种类型。也有学者另列“歌《诗》”“诵《诗》”，其实与赋《诗》并无本质区别，唯有歌《诗》（乐工奏诗）与礼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已，故本文皆归于赋诗一类。(www.xing528.com)

所谓赋《诗》，即因事用《诗》。《左传》多以“赋”标志之，内容有诵古，有造篇。孔颖达曰：“郑玄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然则赋有二义，此与闵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皆初造篇也。其余言赋者，则皆诵古诗也。”^[5]“诵古”即赋者引用成诗，多为外交、宴饮、揖让之时，赋诗言志，微言相感。“造篇”即赋者自作诗章，多因具体事件，作诗以表达情志。《左传》赋《诗》共40场，73次，去其重复，涉及《诗》66首，其中逸诗5首^[6]。其中造篇9首，分别是《卫风》之《硕人》《载驰》《清人》，《小雅》之《常棣》，《秦风》之《黄鸟》，《周颂》之《时迈》《武》《赉》《桓》。虽然造篇所占比例不多，但是可以据此考定作者及《诗》之本事，故既具有文献意义，亦具有诠释意义。所谓引《诗》，即援引他人之诗以说理。《左传》多以“曰”标志之，主要表现在叙述性说理和评论性说理之中。举凡评论性说理，都用“君子曰”“孔子曰”“子思曰”之类；叙述性说理，则在叙述人物对话中出现，如“卫彪傒曰”“昭子叹曰”之类。《左传》引《诗》共122场，155次，去其重复，涉及《诗》93首，其中逸诗10首^[7]。此外，《左传》引诗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暗引《诗》义。如文公七年：“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孔颖达疏：“此引葛藟，《王风·葛藟》之篇也。”^[8]这一类引《诗》题意不显，唯以取某诗篇之意而暗示之，通过联想方得明了其诗篇。这其实也是另一种解《诗》的方式。

赋《诗》与引《诗》，虽然从阐释学上说具有相近的意义，但是二者毕竟有所区别。第一，在表达功能上，赋《诗》以言志为主体，说理熔铸于言志之中；引《诗》以说理为主体，取经典的话语方式，或证明，或深化所说之理。第二，在表达语境上，赋《诗》有明确的现实情境，《诗》的意义主要显现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因此赋《诗》所取大多是《诗》的比喻义和引申义；引《诗》则是按照说理的具体内容和逻辑次序，《诗》的意义主要显现在经典的历史语境中，因此引《诗》所取大多是《诗》的原始含义。第三，在表达方式上，赋《诗》偏于“主文而谲谏”，常是意在《诗》外；引《诗》偏于义正而辞严，常是理在《诗》中。第四，在表达场合上，赋《诗》多发生在重要的外交、礼宴的场合中，承载着更为严肃的政治意义；引《诗》可以发生在重要的场合中，也可以发生在私人对话中，主要在于说理的明晰、透彻。第五，在《诗》学意义上，赋《诗》属于延伸性《诗》学阐释，凸显了文学的多义性，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空间；引《诗》属于文本性《诗》学阐释，凸显了文学的经典性，对后来的《诗》学研究提供了历史的依据。而无论是赋《诗》还是引《诗》，都有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分别，表达者因《诗》而达意，接受者则借其赋《诗》而观人，这也就为表达与接受的错位提供了可能，有助于深化阐释学的理论研究。

此外，本文虽将“歌《诗》”归于赋《诗》一类，但二者毕竟有所区别。《左传》之歌《诗》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大夫歌《诗》。如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杜注：“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孔疏：“歌古诗各从其恩好之义类，高厚所歌之诗，独不取恩好之义类，故云齐有二心。”^[9]以从歌《诗》的类型考察赋《诗》主体的内心世界，是一种对《诗》的特殊解读方法。二是乐工奏《诗》。如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聘于鲁，请观于周乐，乐工为之歌，季札对《周诗》的长篇评价，最为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对于《周诗》及其音乐的审美认知，尤其具有《诗》的诠释学意义。乐工奏《诗》与礼的关系密切，孔颖达曰：“若使工人作乐，则有常礼。穆叔所云《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燕礼者，诸侯燕其群臣及燕聘问之宾礼也。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如彼所云，盖尊卑之常礼也。”^[10]所奏诗歌，必须遵循森严的等级次序，不可僭越。

综上，《左传》引《诗》、赋《诗》既具有《诗》学文献学意义，也具有《诗》学阐释学意义；既可以从《诗》的文本上考察其历史语境意义，也可以从接受上考察文学的现实语境意义。这两个方面也恰恰是杜预《集解》阐释《诗》的主要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