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对外战争是以对匈奴战争为核心的。匈奴在北方给了汉朝沉重的压力，是汉朝面临的最严重的外部威胁。华夏地区与匈奴的接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匈奴接壤的各国纷纷修建长城并派重兵驻守北部边疆，秦统一后，派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里”[37]保障了秦帝国北部边疆的安全，蒙恬也“威震匈奴”[38]。而秦帝国崩溃之后，“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39]。汉继秦而起，统一了天下，但是由于战国以及秦末的战乱，以至于四海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0]。对于北部边塞，汉初统治者显得力不从心，高祖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41]。于是汉高祖率军讨伐，却被匈奴围于白登，后用陈平之计方才脱身。白登之围后，刘邦采纳了刘敬“和亲”的建议，并成为此后至汉武帝之前对匈奴的主要政策。刘敬对“和亲”政策有着较为乐观的期待，“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42]。在刘敬的设想中，换取和平是汉朝的底线，是最基本的目的，而最高的目标是让匈奴臣服，然而从汉初七十余年的“和亲”实践来看，汉朝连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达到[43]。如高后时，“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44]；汉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印”[45]“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46]。汉景帝之时，匈奴虽“无大寇”，但是却“时小入盗边”[47]。这种情况使汉朝有着不小的损失，具体体现在对边境的农业生产的危害上，“胡人衣食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壄，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畮也”[48]。长此以往，“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49]，甚至会有使边境叛离汉朝的风险。而在匈奴劫掠的同时，汉朝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从景帝时期开始，几乎年年都有水、旱、蝗等诸灾的发生，匈奴此时对汉边境的劫掠十分不利于帝国的巩固。
汉武帝继位之后，面对匈奴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此时诸侯国势力较汉初大为削弱，军功贵族也逐渐没落，政治环境使得汉武帝有条件腾出手来解决汉初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文景之治的积累使得汉朝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而自然灾害的频发更是成为了刺激汉武帝当朝寻求扩张、缓解人地矛盾的动因之一。
汉武帝整治边疆并不是从最大的敌人匈奴开始的，而是百越。虽然匈奴的问题最为严重，但同时汉武帝还需要处理好来自于百越、西南夷、朝鲜等多个方面的挑战。尤其是疆域广大，独立性很强的南越国，汉初统治者鞭长莫及，面对战乱中割据成长起来的南越国只能承认其现状。南越国虽名为汉朝的藩属，实则是汉朝的南部边患。且赵佗等南越国王在其国内行天子之礼，使得汉朝对于南越国实难容忍。汉武帝在建元年间便开始了一系列对南越的震慑。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王胡向汉朝申诉闽越的行为，汉武帝“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未至，越人杀郢而降[50]，并将闽越一分为二。当时之人已经感觉到汉朝针对闽越的行动意在南越了，“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51]，南越决策层也了然于心，遣太子入质。此后的行动更能看出汉对于南越的“志在必得”，在多次遣使要求南越国王入朝无果后，南越国国内也发生了丞相吕嘉的叛乱。这就给了汉武帝彻底解决南越问题的契机，元鼎五年（前112）秋，遣“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滙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52]，于元鼎六年灭南越国，“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白人亡入海”[53]。同时，与南越王同姓的苍梧王赵光也“闻汉兵至，即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54]“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55]。汉武帝的一系列行动最终彻底解决了南方的心腹之患。在解决南越国问题后，汉武帝还趁机扑灭东越国，并将西南夷也归入汉朝的版图之内。
在解决南部问题的同时，汉朝决策层也开始着手解决匈奴问题，元光二年（前133）春，汉武帝诏问公卿：“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道亡己。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56]并将之放之朝堂辩论，在辩论中，王恢认为可以出击匈奴，而韩安国认为不可出击。最终汉武帝采纳了王恢的建议，发生了马邑伏击匈奴单于之战，不过未如王恢所言，计划失败，王恢也下狱获罪。马邑之战标志着汉朝对匈奴的战略由“和亲”转向武力征伐。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至元狩四年（前119）这15年间，汉武帝共动用了100多万的兵力，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基本解决了北部的边患，彻底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的不利局势。主要的战役有三次：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的河南战役，“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57]。这一战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于汉都城所在地关中的威胁。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的河西之战，“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58]。此战对于匈奴而言打击沉重，汉朝基本解决了匈奴在西北的威胁，并占领了河西之地。第三次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的漠北战役，这一战汉武帝倾全国之兵力，远征漠北，意在与匈奴进行战略决战[59]。史载“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60]，而结果也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61]。此后，基本上确定了汉对匈奴的绝对优势。(www.xing528.com)
在打击匈奴的过程中，为寻找可以联合的力量，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氏。虽然没有得到大月氏的有效支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汉朝第一次得知了有关西域的情况。在对于西域的描述中，汉武帝得知西域并不存在可以和汉朝对抗的力量，而西域各国又普遍有着“蛮夷俗贪汉财物”[62]的特点。便有了“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地广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63]的念头。不仅是由于针对匈奴的战略选择，也是扩大汉帝国影响力的重要考虑。带着联合乌孙对抗匈奴的使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扩展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64]，加强了汉与西域的联系，并且为了打击匈奴，汉朝于公元前110年和公元前108年出击匈奴的姑师和楼兰。“虏楼兰王，遂破姑师”[65]。对西域最大的行动是攻打大宛，由于汉武帝欲得汗血宝马的缘故，两次发兵攻打大宛，最终降服大宛，结果“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66]，打击大宛的军事行动使得汉朝威震西域。在汉武帝开疆拓土的过程中，还有一次征服朝鲜的军事行动，灭亡了卫氏朝鲜，最终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
汉武帝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汉帝国的影响力亦在当时的已知世界中空前的扩大，为华夏地区争取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并奠定了此后中华版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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