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五世，隆在建元。”[2]由于历史记载中文景之治的社会积累、汉武帝时期对外战争的胜利，使人们多认为西汉一朝至汉武帝时期达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局面。“（汉武帝时期）西汉历史中最辉煌的一页。”[3]但以此来看汉武帝时期却稍显片面，由于此一时期时间跨度大，对内对外行动多、力度大，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种种的社会变动，社会矛盾交错复杂，国民生活也大受影响。“可以说，武帝时期就是一个横跨了50年不断制造种种矛盾的时期，而绝不是一个充满繁荣与辉煌的时期。”[4]而汉武帝时期频发的自然灾害，更是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蒙上了一丝“苦难”的色彩。
中国的自然灾害历来较多，邓云特叹道：“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18世纪，直到20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5]而西汉时期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然灾害多发期，且灾害种类齐全，根据《管子·度地》所言：“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6]管子所总结的五害，在西汉一应俱全。关于灾害的具体次数，邓云特先生共统计出秦汉各类灾害375次[7]。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数字做了不同程度的补充。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的记载，共析出西汉时期发生水、旱、蝗螟、震、疫、风、寒（雪、霜、寒、冻等）、火等灾害共215次。其中，从汉高帝元年（前206）至武帝后元二年（前87）共发生灾害111次，这其中汉高帝元年（前206）至文帝后元七年（前157）为总体灾害较少的时期，共38次。景帝元年（前156）至武帝后元二年（前87）为灾害较多的时期，共计73次，这其中又以汉武帝时期最多，共有各类自然灾害52次，水、旱、蝗、寒诸灾交替甚至并发出现，是两汉时期灾害集中爆发的第一个高峰期。西汉时期的自然灾害还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通常在出现若干年灾害性年份后，会出现十几年没有灾害的年份，但灾害性年份明显多于没有灾害的年份，说明西汉时期是一个灾害频发的时期。旱灾、水灾、震灾、蝗灾是西汉时期发生率最高的灾害，并往往以交替、并发形式出现，即具有群发性特征。”[8]从空间上来看，此时期记载的自然灾害发生地多为人口较多、经济较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然而文献所载并不能完全反映西汉前中期的自然灾害，此时自然灾害的实际次数可能远大于文献所载。根据《续汉书·百官志》所载，汉代记录灾异的官员属于太常的属官太史令。“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9]而根据《史记集解》引如淳注：“《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10]说明西汉一朝正式设立记录灾异的官员是在汉武帝时期，西汉初年制度的不完备、关注区域的有限以及可能存在的缺载、漏载、失载现象都会造成西汉时期的灾害记录不全。由于两汉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的现象，有学者甚至将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这段时期称之为“两汉宇宙期”[11]。
自然灾害与气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和北半球的气候处于低温期，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容易发生严重的低温冷害，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和特大干旱。”[12]西汉自然灾害频发的事实背后是气候的反常，19世纪70年代，竺可桢发表了著名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3]一文，提到秦和西汉时期气候较今天温暖，到了东汉时期气候有了转冷的趋势。竺可桢先生的结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史学界纷纷援引此文，至今仍有着不小的影响。但是后来的许多学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修正和补充着竺可桢的观点，如王子今认为，距今两千年前后作为气候由暖而寒的转折点，并指出了汉武帝时期气候严寒的历史记录[14]。满志敏提出了与竺可桢先生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战国至西汉初年气候向寒冷的方向波动，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比今天要寒冷，从西汉中叶开始气候回暖，西汉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比现在提前约一个物候。东汉后期的气候与现代相差很少，亦是处在相对温暖的时期。东汉以后气候略为转冷，但从几个物候情况来看，大体上与现代相差不大[15]。张兰生认为，中国近五千年来存在冷暖交替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冷期愈来愈长，而暖期愈来愈短的现象，而且冷期严寒加深且暖期回暖乏力，并认为汉至南北朝寒冷期历时长达四个世纪，视两汉为寒冷期[16]。陈业新的研究认为，两汉时期的气候较之其前的春秋时期要低，与今日比较差异不大。两汉时期相比较来说，西汉较寒冷，而东汉较暖[17]。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汉朝文景时期气候较冷，催生了贵粟思想[18]。虽然学界对于秦汉时期的气候有着不同看法，至今仍有很多待商榷之处。但是，根据文献所载与相关学者的研究，关于汉代气候波动频繁以及汉武帝时期气候严寒还是很有可能的。如元光四年（前131）“夏四月，陨霜杀草。”[19]元狩元年（前122），“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元鼎二年（前115），“三月，大雨雪”[20]“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21]根据文献所示，与前代相比较，汉武帝时期的气候的确颇为严寒。除了气候因素外，西汉时期的自然灾害还与中国的地形特征、日食[22]、九星地心会聚[23]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www.xing528.com)
自然灾害最为直接的影响即为破坏人民经济资产，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继而引发粮食安全危机。这样的例子在汉武帝时期很常见，如“（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24]“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25]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当时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特别大的自然灾害还会造成长达几十年的影响，如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26]“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27]。武帝因此还赋诗一首表示对灾害地区的人民表示同情[28]。可以得见，这些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汉朝的粮食安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粮食安全问题恰恰是中国古代王朝最为重视的问题，因为粮食的丰歉将可能直接导致饥荒与农民起义发生，引发王朝的统治危机[29]。西汉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是流民问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古代是以农为本的农业国家，对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在工业化来临之前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对于自然灾害抵御能力较弱。往往一场大的自然灾害就会使无数的农民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流民问题。两汉时期的流民问题又颇为严重，具有时间长、规模大、发生地集中等特点[30]，如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山东水灾……（流民）七十余万口”[31]“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32]。动辄几十万的流民规模，且多发生在当时较为发达、人口集中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直接威胁着王朝的统治安全。
所以，如何处理好自然灾害及其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是对历代统治者的考验。如果在自然灾害爆发的时期政策有所不当，轻则导致农民的破产，加重社会矛盾与社会动荡；重则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如王莽时期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政策不当，加速了新莽政权的崩溃。两汉的农民起义与汉王朝最后的覆灭，背后都有自然灾害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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