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往往是十分脆弱的，主动权无疑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信臣被重用，其一切权力的源头在于皇权，这是身处其中的信臣们无法逃避和无奈的选择，即依附于皇权。只有这样，才能参与朝政，有机会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将个人的理想实践到帝国的运行之中。事实上，信臣一直就站在其他朝臣的对立面，并且属于少数派。他们往往被其他朝臣打上佞幸色彩而受到排挤，一旦自己所提建议出现问题和差错，会被其他朝臣群起攻之而受到惩罚。如果出现的问题威胁到了皇权，那么这种君臣关系便更容易破裂，皇帝会作出取舍，选择出能解决问题的其他臣子，而将原来的信臣抛弃，此时信臣早已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景帝三年（前154）春，吴王刘濞联合胶西王印、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举兵造反，“以诛错为名”[47]。吴楚七国之乱意味着削藩政策的失败，矛头无疑全都对向晁错。对于七国诸侯而言，实际上是以诛晁错为名而行争夺权力之实；对于汉廷尤其是景帝来说，严重威胁到了皇权。
景帝与晁错对于这场动乱显然是没有预料到的，甚至没有相应的准备。景帝在和战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对于景帝而言，应该更倾向于和。此时的景帝刚刚即位三年，七国之乱的爆发会使得景帝对于皇权的保护欲望更加强烈，一定会想着以最小的代价、最稳妥的手段解决此事，双方讲和无疑是最理想的方式。所以之后当袁盎献策，“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景帝默然而曰：“顾城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48]不惜牺牲晁错也要以和的方式平定叛乱。而晁错只能选择战。七国之乱名义上是诛杀晁错，但实际上是行造反之实，在这点上晁错应该看得很清楚。和战问题上的分歧无形中使得君臣关系产生裂痕，而这种裂痕又在晁错面对局势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时进一步破裂。如七国反叛之初，景帝与晁错商量军事布置，他并没有应对此事的大将，而是提出“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49]。此时，君臣关系在吴楚七国叛军的进击和袁盎的建议下完全破裂。
在袁盎为景帝进言后，担任太常负责和谈的十余天后，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欧劾奏晁错：
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50]。(www.xing528.com)
制曰“可”，晁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衣朝衣斩于东市。
这条史料中，青翟即陶青。青翟是因武帝时有丞相严青翟而产生错误。这个问题在杨树达《汉书窥管》一书中有所考证[51]。以此推之，景帝继位二年（前155）四月至五月间，“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应当也是陶青。陶青无疑是景帝所信任的大臣之一，在继位之初就将与匈奴和亲的重任交于他。并且在六月丞相申屠嘉死后，成为丞相。同年，晁错迁为御史大夫；中尉嘉，景帝元年担任中尉[52]。“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53]。廷尉欧，颜师古注曰：“张欧也”，在《张欧传》中言“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54]。廷尉属于九卿之一，所以此处的廷尉欧就是张欧。陶青、中尉嘉、张欧这三位大臣都与景帝有着密切关系，在景帝元年都担任了比较重要的职位。他们劾奏晁错的背后应当是奉景帝之意，他们给晁错的罪名其实就是为了给景帝开脱，况且“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之事是景帝与晁错的密语，更反映了这次的劾奏是景帝的授意。
通过仔细分析这条史料，我们会发现，景帝是以牺牲晁错而为自己的错误作解释。此时君臣关系已完全破裂，晁错成为景帝皇位的牺牲品。对于晁错而言，更多的是信臣的无奈。所以在七国之乱爆发前，当晁错的父亲指责晁错若不制止削藩必将惹上杀身之祸时，晁错的回答是：“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55]。一句“固也”，或许能说明晁错为公忘私的背后也有着对于自身命运的一种无奈，他已经深陷在这政局的漩涡之中，只能听天由命等待皇帝的抉择了。最终，晁错在景帝的取舍下，为自己的削藩之策而引起的动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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