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削藩：君主支持与个人抱负

文帝在后元七年（前157）六月驾崩，皇太子即位。汉景帝自文帝元年（前179）被立为太子起至即皇帝位已经过了近二十三年。对于景帝来说，是自己建立万世之功，成为天下之主的开始；对于晁错来说，无疑是景帝最为信任的臣下。从担任太子舍人开始便跟从景帝，二人的相处时间近十年^[24]。所以在景帝即位后，晁错开始步入权力格局的中心，这是实现自己报负理想的机会。史称“错数请间言事，辄德，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25]。当君主新立，必先使用自己最为信任的臣子，并且给予他们支持，因为信臣相比于其他朝臣，给予新皇帝更多的安全感；对于信臣而言，因得到皇帝的宠幸，而更容易将自己的想法与政策付诸实践。景帝与晁错此时的君臣关系达到顶峰，即使晁错穿凿太上庙墙，景帝也为其圆谎，使得丞相申屠嘉罢朝发病而死，“错以此愈贵”^[26]。

景帝即位之初，朝中局势已不像文帝入主时那样紧张。文帝即位初期就开始了与功臣集团进行较为微妙的权力斗争，随着文帝的政治斗争经验的丰富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逐渐凋零，君权取得了最终的胜利^[27]。正如陈侃理所说，权力格局逐渐向刘氏皇权倾斜，同时，同姓诸侯王的实力也不断增长。文帝以后，政治史的主题、最高权力的争夺，就由刘氏与功臣集团的角力，转变为刘氏内部汉廷天子与同姓诸侯之争了^[28]。

事实上，王国问题在汉初就存在，陈苏镇在《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在汉初汉廷天子与诸侯王“共治”的局面，作者基于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提出当时汉朝与王国间处于敌对态势^[29]。至文帝时期，矛盾已经凸显出来，文帝在朝中与功臣集团维持着微妙关系的同时，就开始着手进行处理。文帝初年推行的“易侯邑”“令列侯之国”的政策，表面上看是针对功臣侯的，其实是为了将淮南王舅父赵兼和齐王舅驷钧迁离淮南国和齐国，从而削弱和控制王国势力^[30]。同时，文帝实行收国之策，如济北王刘兴居因为叛乱失败，济北国“汉诛杀之，地入于汉”^[31]；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自杀，国除；齐文王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32]。但不久之后，文帝又复立了齐国和淮南国，并实行分国之策，齐国一分为六、淮南国一分为三。有学者认为，分国之策是文帝怜悯情感的支配下，对其后代采取的优抚性措施^[33]。丁佳伟则认为从收国到分国的政策反映了文帝对于王国政策的认识有着不断深化的过程^[34]。笔者认为，文帝对于王国政策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稳妥方式，目的在于稳定局势，协调各方势力，安抚同姓诸侯王以防止叛乱。他并没有完全采取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而是进行了部分众建，防范其他诸侯因恐慌而进行叛乱。如文帝对于吴王刘濞就主要采取了安抚策略，惠帝、吕后时期，吴王便“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使得吴国“以故无赋，国用富饶”^[35]。文帝时期，因皇太子用棋盘将吴太子打死，从此吴王称病不朝，文帝的做法是赐吴王几杖，允许其可以不朝请。文帝以自己高超的政治手段实现了朝局的稳定，所以也不会采取袁盎、晁错等人更为激烈的削藩之策。

晁错在文帝时期的仕途一帆风顺，所提意见大多数被采纳，唯独削藩之策没有被使用，这对于不断受宠的晁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所以他在景帝即位后，自己迁任御史大夫时，正式提出了削藩。景帝于是让公卿、列侯、宗室进行讨论，大部分朝臣不敢发表意见，“独窦婴争之，繇此与错有隙。”^[36]随后晁错“更令三十章”^[37]，进行削藩。这场会议的内容在史书中记载的并不详细，但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信息。首先是景帝对于晁错削藩之策的意见和观点，不可否认的是景帝一开始就是支持的，若无景帝支持，晁错削藩之策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实施。张福运在《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原因辨析》一文中认为，景帝同意削夺诸侯王的领地，是为了解决分封十三子的问题，同时又能够消除地方尾大不掉之患，一箭双雕^[38]。事实上，在七国之乱结束后，景帝所分封的皇子领地皆在吴楚故境，这不失为一种说法。但景帝不能够明确支持晁错，因为削藩会使景帝背上“骨肉相残”的罪名，所以景帝必须提出朝议。有了景帝在背后的支持，对于晁错的削藩之策朝中大臣皆不敢言语，反映出这项政策仅仅是皇帝与晁错的个人意愿，与其他大臣存在着巨大分歧。那么为什么窦婴会明确提出反对呢？

这与窦婴的外戚身份有关，背后或许代表着窦太后的意见^[39]，所以他敢于发言并且明确反对晁错削藩之策。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景帝即位时担任詹事。詹事主要是负责掌管皇后、太子家^[40]。他应该是以外戚身份在宫中服务，与他联系较多的就是后宫的窦太后。他在景帝主持的会议上明确反对晁错，却并没有受到惩罚，应当也是因为窦太后的缘故。反而他在梁王入朝后^[41]的一次酒宴中当景帝喝醉后言“千秋之后传梁王”，而直谏应传子而非弟，为景帝解了围。窦太后一直很喜欢梁王，因此憎恨窦婴，“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42]，但因为这件事得到了景帝的信任，才有了发生七国之乱后对他的起用。(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是其曾作为吴相的原因，需要对晁错针对吴王谋反一事进行一定的辩解，以免祸及自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对于窦婴任吴相一事的记载只有“孝文时，婴为吴相，病免”这几个字，限于史料，我们无法得知他当时担任吴相的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担任过吴相多少应与吴国有联系。同时，从《史记·吴王濞列传》中晁错关于削藩给景帝的上书内容上，我们不难看出晁错主要举了吴王的不法罪行，而这次削藩的主要对象也是吴王。所以，当削藩正式开始后，晁错对于朝中与吴王有关联的大臣展开了审讯甚至处罚。袁盎便因这场削藩而受到波及，晁错“使吏案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43]。窦婴反对削藩即是对吴王谋反之心的否定，从而摆脱自己“通吴”的罪名。

但经过这次会议，已经使得晁错站在了朝中大臣与诸侯王的对立面，一旦出现问题，晁错便会首当其冲，稍有不慎便会有杀身之祸。但此时君主的支持、个人抱负的实现在此一举，虽然朝中诸大臣不同意削藩，但对于景帝和晁错而言，君臣二人的一拍即合，促使削藩之策很快实施。

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44]。

我们可以看到，从政策实施的效果上来看，削藩是最为直接的能够增加汉郡的手段。但从实施过程上来看，晁错以诸侯王的不法之举为名进行削地，削藩过急，同时打击面过大，不过数月时间，不仅对朝中大臣进行审讯，并且对多个诸侯王进行削地。对于晁错来说，他对于王国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极力想要解决汉初以来之弊病，这也与其一心为国、公而忘私的性格有关^[45]。晁错从文帝后期至景帝即位，可以说一直深受皇室信任，所谓“士为知己者死”^[46]，晁错削藩一是从国家大局出发，想为汉廷解决王国问题。二是削藩一直是自己的个人抱负，此时正值新帝即位，凭借与景帝的亲近关系，自己也身居要职，这正是实现个人理想的最佳时机。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操之过急，引发七国之乱，景帝与晁错的君臣关系开始受到质疑，直至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