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所采楚地流传说法

司马迁作《史记》并非空口而谈，而是取自诸多史料，并且实地考察，搜集到了有关史事的许多版本，《史记·太史公自序》：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17]。

司马迁也曾“浮于阮湘”到过楚地，所以他必定会知道秦始皇出巡至湘山所发生的事情在楚地之中流传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很有可能就是采用了这种说法。

在先秦、秦时期，虽然农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丰富的自然资源依然是人们重要生活物质品的来源之一。西周末年，周厉王的专利政策，断绝了人们的生计，自然界的“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18]，引起了国人不满，成为“国人暴动”的原因之一。而秦代从睡虎地秦简中也可以发现自然资源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睡虎地秦简《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虽然这条是禁止砍伐山林树木的法律，但是也可以从反面证明，当时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生产生活必须严格遵守农业时令。所以，当秦始皇将湘山、屏山及骆翠山以南作为皇家禁苑，对楚地民众生活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据学者考证，湘山、屏山及骆翠山以南所涉及的地区占据了洞庭湖周围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区域^[19]，那么禁止砍伐的政策对周边影响的范围应该更为广大。秦始皇的政策断绝了楚人一部分生活来源，所以楚地民众对秦始皇的行为进行丑化，创造了不同的版本也在情理之中。

秦始皇的政策不仅会对洞庭周边的楚人的生计带来影响，而且根据出土的秦律，也会增加周边地区的徭役，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徭律》：

县葆禁苑、公马牛苑，兴徒以斩（堑）垣离（籬）散及补缮之，辄以效苑吏，苑吏循之。未卒岁或坏（决），令县复兴徒为之，而勿计为（徭）。卒岁而或（决）坏，过三堵以上，县葆者补缮之；三堵以下，及虽未盈卒岁而或盗（决）道出入，令苑辄自补缮之。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徭）^[20]。

这条秦律涉及秦对于禁苑的管理制度，其中明确规定了禁苑及牧养官有牛马的苑囿的建造维修是由县所负责的。如果一年后有大面积的缺毁，之前负责建造维修的县还应在秋季无雨之时，发徭役进行补修。秋季是收获之季，秦律规定在这个时候征发徭役维修禁苑的话，民众的负担也是相当沉重的。另外，邻近农田的苑囿，为防止苑囿中的牛马出来啃食庄稼，还规定县啬夫征发在苑囿周边有田地的人，要无偿修补苑囿，而且不算做服徭役的内容。从睡虎地秦简的这条秦律规定来看，设立禁苑对周边民众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影响其生计那么简单，还增加了他们的徭役负担。所以，秦始皇将湘山、屏山及骆翠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禁苑，对周边的楚人的影响是极其大的。楚人对于皇帝的这个行为内心是愤怒的，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反抗，久而久之便出现了这件事情的另一个版本。可以说，楚人只是通过改编故事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与愤怒，司马迁也采取了这一种说法，将其记入史书。司马迁也并非杜撰，而是言之有根据，必有所本，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司马迁所记就是错误的。

楚人通过改编史事来宣泄自己的情感，他们改编的故事情节也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在《史记》的叙述中，秦始皇在南巡途中渡过淮水，到达了衡山、南郡，过湘水，至湘山祠。但是在过湘水时曾遇到了大风，几乎不容许渡过。在查找原因的时候，秦始皇将阻碍他渡水的原因归结到了湘君身上，他并没有问身边的博士是什么在作祟，而是直言：“湘君何神？”对于故事情节中出现的湘神，学者多从秦楚对立的角度去探析：有学者认为，依据《楚辞·九歌》，“湘君”实指帝舜，帝舜在早期五德终始说中就是位居土德的“黄帝”。秦始皇迷信五德终始说，却又十分害怕五德终始说，因为按照这一学说，取代秦朝之水德的，将是土德。因此他特别仇视土德虞舜，从而有首次东巡期间伐赭湘山的暴殄之举^[21]。还有学者认为，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对宗教祭祀制度进行了统一，建立了一个以秦地故祠为中心、辅以东方六国祠祀的国家祭祀体系，与封禅共同构成国家宗教的主体。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六国祠祀的地位没有本质差别，实际执行中却是齐地宗教更兴盛，封禅也是齐地的宗教传统，这是秦始皇扬齐抑楚的倾向性所致。秦始皇的态度受政治、历史与个人因素的影响，抑制楚地传统是秦楚紧张关系的结果，并且进一步导致楚人的反秦浪潮^[22]。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楚人所创，并为司马迁作史书时所采用，观察这个问题的角度理应站在楚人与司马迁的立场上分析，不能翻转过来，所以用秦楚对立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会进一步迷惑我们探求事件的本质。

分析《史记》的记载，首先在这个故事中，楚人抬出了他们的神——“湘君”，湘君是楚地的地望神，包含在楚地地望神与祖先神的范围内^[23]。在秦始皇将要渡湘水的时候，湘君作祟刮起大风，当时的渡河条件几乎让秦始皇过不去湘水。从中可以窥见，楚人是在利用他们的地方神来保护他们的地区与利益不受侵害，但是面对既定的历史事实——秦始皇渡过了湘水，并取得湘山、屏山和骆翠山以南的巨大的资源与财富。楚人所能做的也不过是情感上的宣泄，故请出了湘君来为秦始皇的渡江制造困难，并且将湘山上的秦始皇描绘成一个暴君的形象。其次，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大怒，并下令让刑徒三千人将湘山上的树都砍光，并赭其山，即把湘山表面变成了赤土。此类故事在史公笔下不只一次出现，人君与神的斗争也见于《史记·殷本纪》：(www.xing528.com)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24]

商王武乙暴虐无道与天神搏斗，并且用一个盛满血的革囊作为天神的象征，用箭射杀天神，最后武丁在打猎的时候被雷震死。与武乙相似，太史公笔下的秦始皇则是与楚地的地方神湘君互相博弈，湘君用大风阻止秦始皇渡湘水，而秦始皇则用伐木并赭湘山还之。如此看来，太史公笔下的秦始皇与商王武乙一样，也是无道暴虐之君，再加上伐尽湘山树木、赭湘山之举，秦始皇的暴虐形象可谓入木三分。这一方面反映出了秦汉时期，楚地还保留着早些时期的神话传说，湘君的故事在屈原作《九歌》的时代就作为远古的神话记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历史事件的流传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说法与版本，史公所记只是撷取了楚地的说法。

秦始皇在史书记载与人们的历史记忆当中一直是以一位暴君的形象出现，秦王朝二世而亡，汉代无论是自下到上的统治系统还是民间儒生，都在吸取秦短命的教训，这便是秦始皇暴虐形象塑造的滥觞。汉初最先系统地总结秦亡教训的是陆贾，《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赏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25]。

陆贾受汉高祖刘邦之命，讲说秦亡天下而其得天下的原因，陆贾凡著十二篇谓之《新语》。对秦之所以亡天下的评论最负盛名的当属贾谊《过秦论》，就是在儒生的渲染下，秦始皇的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定型。儒生这么做的原因一方面确是政治上的所需，探求兴衰成败之道，以求江山永固。另一方面，汉代的儒生之所以一再渲染、放大这件事，那是因为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它表明儒生与秦帝国之间在价值观念上存在着根本而不可调和的冲突^[26]。所以，在这种大的社会思想背景下，作为一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也不能例外，《史记·六国年表》：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27]

太史公也认为秦王朝短命的原因之一在于秦的暴虐，所以史迁在叙述史事的时候也难免将残暴无道的性格安置在秦始皇身上。太史公自己也说其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凡此种种，是我们看到了与岳麓秦简记载所不一样的秦始皇南巡湘山事件。应当说，史公身上也带着一种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识^[28]。